梁建章喜欢写文章劝说有关部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可能走错了路

前边提到的梁建章老师，喜欢写文章劝说有关部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可能走错了路。投资几个品质良好的幼儿园吧，那才是正确的方向。

人们为什么不爱生小孩了？这是因为父母对儿女“收税”的方式变了。

第一财经周刊

崔鹏

2019年中国的新生儿数据是1465万，按理说这可真不少了。这个人数可以排在所有国家人口的第75位。在索马里后面几内亚前面，算得上一个中等体量的国家。

但很多人口经济学爱好者还是为这个数字担忧，比如携程的梁建章老师，他总是担心“后浪没了怎么办”。而我又为梁老师的担心而担心——一个主要做酒店房间销售生意的老板总是希望中国人多生，这让人怀疑酒店房间提供的避孕套不会被做了什么手脚吧。

不过梁老师他们说的有一点是对的，相对巨大的人口基数，中国人的确生得不算多。更何况新生儿中还包括不少“遗憾补偿生育”。所谓“遗憾补偿生育”，就是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女性对养育小孩有较强烈的偏好，年轻时她们不被允许生一个以上的孩子，二孩政策放开后她们通过再次分娩让遗憾得到了补偿。刨除这部分，35岁以下适龄生育者真正的平均生育数只有1.3（也就是平均每个女性生1.3个小孩）。而要保持中国人口总数不变，需要适龄女性每个人生2.1个小孩。

这个人均数和中国生孩子的“黄金时期”（1963年到1973年）简直没法比。那时候的人口基数只有现在的一半，每年的新生儿数量却达到现在的两倍。那11年，我们生出了相当于如今一个美国的总人口。如果再把产妇受重视程度以及医疗卫生条件的差异也纳入考虑，50年前的中国家庭生小孩的偏好比现在要强5到6倍。

为什么人们养育下一代的欲望下降得如此之快？这和人们养育小孩并期望获得回报的方式发生了变化有相当大的关系。

从古代到1970年代，人们养育下一代大致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在政府管理不能顾及的民间生活矛盾中，强大的家庭（家族）势力可以迫使对方屈服。这句话更简单的表述就是，在和邻居打架的时候，谁家儿子多，赢的概率就大。在这种情况下，多生小孩，最好是儿子，是一种理性的选择。

另外一个是养老问题。在古代，人们在成为一个成熟劳动者之后，直到自然退休，单位时间的收入基本是没有变化的，而且阶层非常固化。

这种固化甚至是社会管理者愿意看到的——明清两代的统治者把这种固化写进了法律。

一个家庭的家长如果把养育小孩看成一种投资，那么在家中的孩子都成为可以获得收入的劳动者之后，他获取收益的方式就是从每个孩子那里按比例抽取一定费用，作为维持整个大家庭运转的费用和用于养老的积蓄。这种方式非常类似政府征收的人头税。在孩子们单位时间收入基本固定，所从事的行业没有变化的前提下，怎么能收到更多的“人头税”呢？这个家长的理性选择仍然是多生男孩，未出生的孩子不能确定性别，那就要多生孩子。当然了，这种个体理性在整体社会上会造成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指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源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反复出现。

其实关于生男孩的问题，不光是中国，欧洲直到工业革命也是如此。从1850年代开始，欧洲需要大量经过复杂培训的技术工人和研发者参与到生产中。这些人就是后来所说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的大量产生使得阶层之间的壁垒松动了，普通人有可能通过学习在工作中获得高出原来很多倍的收入。这种变化让大家庭的家长收取“人头税”的收益方式发生转变。

简单算一下：假设一个家庭有5个孩子，每个孩子工作后可以获得50元月收入。如果家长对孩子们收取20%的“人头税”，那么老两口每个月可以获得50元。换作另一种收益方式会怎么样呢？培养一个孩子成为高等技术工人或者工程师，这个孩子可以获取200元月收入，而且随着工作经验增长，其收入每年会上涨10%。那么当父母仍然对工程师孩子收取20%，等到这个孩子工作2到3年后（父母需要有一点耐心），他们收到的钱可以比养5个孩子更多。

当然，这里有个矛盾，就是要教育出一个工程师，父母付出的精力和货币投资要远远大于养成一个月收入50元的基层劳动者。所以决定培养工程师的父母会自动减少生小孩的数量，来保证培养一个工程师。

所以当社会法律体系足够完善，能保证民间矛盾主要不靠打架来解决，父母养育下一代，让他们通过教育收入相比自己这一代有几何级数提升的概率足够大的时候，人们就会放弃对下一代收“人头税”的投资变现方式。

在美国和欧洲，平均每个女性生小孩的数量从7个变为2个甚至更少，花了大约120年时间。作为后发经济体，中国一直到1970年代，仍没有完全摆脱“马尔萨斯陷阱”的纠缠。在城市中，政府通过规划，把有限的工作量按就业人口数拆分成相应的岗位，在这些岗位上就业的劳动者可能受教育和培训的时间与深度差异很大，但收入是差不多的。

我就记得，我父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但他们年轻时的收入和工厂里的普通工人差不多。而且，由于上大学“耽误”了参加工作的时间，和同年龄的成熟工人相比，他们的总收入反而要少一些。简单地说，当时的教育回报率太低了。在中国，改变情况的两件事都发生在1970年代末，一个是邓小平倡导的改革开放，另一个是1979年开始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

改革开放不用说了，计划生育后来变成了一个有争议的政策，但实际上，它对中国经济起到的作用和改革开放差不多。

计划生育可以看作一个人口的供给侧改革，它解决了中国反复出现“马尔萨斯陷阱”的问题，迫使中国的家庭规模变小。家长们也被迫停止了“人头税”的收益方式，开始重视独生子女的教育问题。中国出现与欧美同等水平家庭生小孩意愿大幅度下降的情况，在2000年代初就有体现了。很明显，现在中国家庭拒绝生更多的孩子，主要原因根本不是政府对生育数字的限制，而是中国经济的现状造成的人力资本竞争模式——精细化教育具有非常高的回报率，而对每个孩子实施这种教育的成本投入实在太高了。中国基尼系数水平相当高（也就是收入分配不平均水平相当高），小家庭对养育下一代的质量也就非常重视。除了财务投入，父母还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在很多家庭中，两个小孩已经是父母们既要工作又要实现自己对儿童教导理想的极限。中国女性更应该感谢计划生育政策，让她们有更多的时间参与社会活动，获得更高的收入。

根据最新统计，中国女性平均生育数的水平其实比美国还要低，和德国、韩国差不多。原因就是，中国女性由于参加社会工作的收入相对较高，造成她们生小孩的机会成本非常高。

拒绝生更多的小孩的确会对社会经济造成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社会人口老龄化加剧。但它就像是经济高水平增长的影子一样难以消除。在这方面，其他“过来人”也想过一些办法。很多国家对新生儿施加补贴。但总的看来这种方法不怎么奏效。欧洲一些地方，特别是德国，补贴已经相当高了，生育率还是非常低。想让普通中国人多生几个孩子，本质是如何能有效降低家庭的生育成本，其中时间成本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更重要的问题。新生儿保育服务、幼儿园服务的普及和水平的提高对城市居民来说是非常迫切的，对有效降低新生儿父母的焦虑、节省他们养育幼儿的时间成本会起到很大的作用。前边提到的梁建章老师，喜欢写文章劝说有关部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这可能走错了路。投资几个品质良好的幼儿园吧，那才是正确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