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国政府网报道，2020年4月23日，浙江的周先生所在企业因经营地发生变更，向瑞安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交申请，要求将企业从瑞安迁往嘉兴。瑞安市监局以“为当地经济考虑”为由，不同意其企业外迁。此后，周先生先后两次致电当地有关部门，市监局仍然表示“为瑞安市经济考虑，暂缓企业外迁”。
之后，周先生向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反映了该问题。国务院督查室经初步核实后，转浙江省政府核查办理。浙江省政府接到国办督查室转办通知后，立即责成温州市政府组织核查，为该企业办妥了相关手续。
“企业迁移遇阻—在督查平台反馈问题—迅速核查办结”，此事的最终结局无疑熨帖人心。在此过程中，国务院“互联网+督查”平台作为民声反馈与问题督办的联结载体，也体现了其在推动行政效能提升上的重要价值。
如今，当事人企业经营地变更的问题已被解决，但有些问题仍值得反思。
国务院出台的《优化营商环境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企业申请办理住所等相关变更登记的，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及时办理，不得限制。“暂缓企业外迁”，显然与此相违。
当地有关部门想阻止企业外迁，或许与疫情给当地经济造成的影响不无关系，在稳经济的背景下，地方希望留住当地企业，也很正常。但这应建立在切实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上，栽下梧桐树，引得凤凰来，而不能“强行挽留”，乃至压缩经营者的正当权益。
说到底，市场经济也是法治经济。市场的开放性直接决定着经济的活力。此处的“开放性”，不只是对外开放，也包括着眼于国内大市场允许企业和各种要素流动。若各地都“为本地经济考虑”，以“强挽”方式保本地经济体量，那或许也意味着对外关上了招商的大门。
从“放管服”改革的角度看，中央推行“放管服”改革的要点，就是为行政权力找准定位——监管与服务，把资源配置等问题还给市场解决。而“为本地经济考虑”强行“留商留企”，实质是将社会经济资源强行“配置”在本地，结果又是“市场的归了政府”。
所以说，此类情况即便是个案，也是对事发地营商形象的损害，是对“放管服”改革本身的反向拉拽。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国加速复工复产的背景下，李克强总理曾在部分省市经济形势视频座谈会上明确表示，“应对疫情影响、促进经济发展需要采取特殊措施，更要坚持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针对企业期盼，在深化‘放管服’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上推出更多激发市场活力的新招实招。”
而因为疫情影响“暂缓企业外迁”的做法，就与此相违，也值得引以为戒。
□马涤明（媒体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