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频丨马骏：货币政策逆周期调控要留点“子弹”向前向后文 | 刘丽丽 8号楼工作室
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融专业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金融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骏在“环境信息披露助力经济绿色复苏”研讨会暨CDP中国2019年度报告发布会上透露，生态环境部和证监会正在牵头起草上市公司和发债企业环境信息强制披露的要求，预计今年年底之前会出台。
他认为，“这将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所有的上市公司、发债企业都会面临强制披露要求，这对于环境信息透明度、引导资金流向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虽然2020年已经遭遇了太多变数，但马骏在介绍国内外绿色金融最新趋势时称，即便在新冠疫情影响下，绿色金融工作仍然取得了很多进展。
如，财政部牵头成立了国家绿色发展基金，规模达到885亿；人民银行等部委发布了新版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剔除了原目录中清洁煤相关的项目；深圳市发布了《绿色金融条例》征求意见稿，在环境信息强制披露方面取得了很多突破，对金融机构环境信息强制披露提出了更高要求，对于引导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作用。
马骏希望，中央应该有明确的指引，要求地方在规划新一轮基建项目中，让绿色项目比重更高，在创造就业、刺激消费的过程中要充分考虑绿色的元素。对于可能在年底出台的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他预计应该是原则性要求加一些具体要求，一些具体要求可以参照TCFD的标准来设计，建议上市公司早作准备。
8号楼：这次疫情对绿色金融未来的发展会带来哪些挑战和机遇？
马骏：我现在最关注的是咱们搞了一个很大的刺激计划，财政赤字从去年的2.8%的GDP，上涨到了今年3.6%，还有地方的专项债，还有特别国债等各种安排，刺激力度是非常之大的。应该说跟历史相比的话，可能是大于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所以，这些财政资源怎么用法，我觉得应该要做非常认真的分析和规划。
我是从绿色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因为财政的资源相当一部分会用到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的项目它会影响今后几十年的环境和气候。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你建成一个房子，这个房子在设计过程当中，其实就把未来几十年的碳足迹给确定了，你的房子设计成啥样，它以后碳排放的强度就是什么样的，基础设施的很多项目也是这样。
因此，在今后的一两年当中，我们在规划和设计这些由财政资源所支持的基础设施的项目，一定要关注它对环境和气候的影响，否则的话几十年以后发现它是负的影响，你要纠正它就来不及了，或者是要花很大的成本。这是一个角度，我是希望看到由政府新一轮刺激计划所支持的基础设施项目越来越多的是绿色项目，绿色项目的比重应该比历史上任何一个阶段来得更高。
第二，我们的刺激计划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用来刺激消费的。刺激消费也应该要支持绿色转型，转什么呢？比如汽车，就不应该再去支持燃油车了，应该更多支持电动车，这是一种转型方式。家电也是重要的消费领域，应该支持节能家电，等等。我们可以考虑把绿色的消费品弄出一个白名单来，这个白名单应该给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刺激消费过程中，作为主要支持对象。
还有，地方政府现在也都很关注创造就业，因为农民工、大学生失业情况都很严重，怎么创造更多的就业呢？能不能在创造就业的过程当中同时帮助绿化我们的经济？现在像欧盟它们都在推绿色就业的一些好的主意，我们也可以借鉴。比如，失业农民工，让他去植树造林行不行？你本来就得付他工资，让他干别的，不一定有环境效益，让他干这个，就有环境效益。给了农民工钱，不让他干任何活，他待在家里也是浪费他的人力资本，还不如让他干一些可以改善环境、应对气候变化的事情。
在城里面，典型的创造绿色就业的案例是，我们有很多旧房子，旧房子的能耗都很高，都是不绿色的。旧房子改造成绿色的建筑，这个过程当中需要用很多人工，它是劳动密集型的工程，也需要雇人。城里如果有很多人失业的话，能不能让他们去干这个事？既花了财政刺激的钱，又达到了绿色化的目的。
关于绿色复苏能否切实落地，关键在于新政策的激励机制是不是到位。比如说国家花了几万亿的财政刺激的钱，同时能撬动十几万亿的金融资源。有权力决策这个资源怎么用的人他有没有绿色偏好，这是最重要的，他如果有绿色偏好的话，他就会更多地把这些资源引导到绿色的产品和项目当中。不是因为绿色产品项目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绿色的，什么不是绿色的，我们是知道的，关键是配置还是不配置的问题。因此，从中央到地方，决策者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绿色复苏的过程当中，它是最重要的。
我的建议是，中央应该对地方有一个明确的指引，要求地方在推出新一轮的基建项目的过程当中，让绿色的基建项目占的比重比以前更高，要有明确的要求，要给他KPI，要求他们在创造就业的过程当中要充分考虑绿色的元素，要求他们在刺激消费的过程当中更多地去刺激绿色的消费。
8号楼：证监会可能在今年出台对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这项工作进展怎么样？上市公司需要做哪些准备？
马骏：这项工作其实起源于2016年的七部委的《绿色金融指导意见》，在“指导意见”当中已经提出了将要对上市公司实行强制性的环境信息披露的要求，后来在2017年七部委指导意见的分工方案当中又明确提出到2020年（今年年底之前）必须要出台这样的文件。今天讲的这个文件，由生态环保部和证监会牵头的，它是正在落实已经制定的这个指导意见的要求。
我想今年年底这个文件会出来。文件到底是啥样子，我参与过一些讨论，现在不便透露，预计肯定是原则性加一些具体要求。
如果讲原则的话，大家可以参考气候相关财务信息披露工作组（Task Force on Climate-related Financial Disclosures，TCFD），有这么一套标准，是由FSB在几年之前向全世界推介的，中国也借鉴这样的要求。它一般来讲会要求企业披露它在可持续绿色方面的战略、治理、政策、流程等等这些定性的东西，同时要求它披露一些定量的东西。
定量什么呢？比如碳排放，比如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比如说COD排放，比如说能耗、水耗等等。所以，我估计未来对上市公司发债企业的要求当中，也会有类似的具体要求，定性和定量的要求。
企业如果还不知道怎么做，应该要赶紧准备，比如把各部门的信息整合起来，还要做各种各样的计算，必须要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来干这个事情。如果没有的话，可能要雇第三方咨询公司来帮助建立这样的能力。
8号楼：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是否和一般信息披露是同等要求以及同等处罚呢？
马骏：处罚我不清楚，我是希望会有一些大棒，但是到底什么样的处罚方式和机制，要看文件。理论上来说是可以有的，你是可以给他一个警示，要求它整改，可以罚款，甚至在极端情况下，如果上市公司有重大问题的话，可以考虑delist（退市）。我觉得更可能还是循序渐进吧。
8号楼：绿色金融除了支持可再生能源替代之外，是否也应帮助化石能源退出或做一些善后工作？
马骏：非常有意义的一个研究课题，现在还没有找到非常切实可行的办法，但我们已经在探索一些思路。举个例子，能不能发一个债券，这个债券的融资成本相对比较低，比如说只有3%点几。我们可以用各种办法来安排，比如说让金融机构来提供一些比较低成本的融资，让慈善机构来给一些补贴，甚至政府也可以给点补贴，这样把融资成本降下来，用低成本去发行债券。所融得的资金干什么？帮助煤电厂提前退役。如果这个煤电厂本来按照设计还有20年寿命，我们有可能通过这个债券发行的融资，把这个煤电厂收购下来，让它只运行十年就退役，从而减少了十年的碳排放。这是我们现在正在研究的一个绿色金融的解决方案，这个方案有可能可以帮助煤电加速向绿色化转型。
8号楼：绿色债券的目录，其实新旧版本有一些变化，您怎么看待这些变化？
马骏：第一份目录是2015年由绿金委编制的，那份目录也是基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因为我们国家对治理雾霾是高度关注的，所以把清洁煤炭放在当时的绿色债券目录里面。清洁煤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用脱硫、脱硝等装置就可以把PM2.5给降下来，但是它降不了碳。
随着雾霾治理的决定性胜利，我们的关注度越来越转向气候变化，所以气候变化在国家的战略当中所占的地位也是不断在上升，因此也必须关注这些清洁煤所带来的对气候的影响。
这次经过很多部门专家的讨论，在人民银行牵头发的新的绿债目录的征求意见版当中，就把清洁煤和化石能源的项目全部都去掉了，展示了中国对应对气候变化关注度的进一步提升，也是往与国际接轨方面迈出了新的一步。
8号楼：“十三五”马上收官，对于“十四五”有什么建议？
马骏：“十四五”规划尤其是在环境规划领域当中，我曾经提过一个很具体的建议，就是煤炭不能再增加了，从消费、生产这两个角度都应该是要控制住总量，要让它能尽快降下来。
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主要还是从应对气候变化的需要和如果不这样做会导致金融风险这些角度来做的判断。
应对气候变化，比如说我们做了签署《巴黎协定》这样的承诺，就必须要充分地承担大国责任，让减排能够符合《巴黎协定》这么一个全球的共识。
如果继续大量地投资、生产和消费化石能源的话，很可能这些企业，包括煤炭的矿业企业、煤电的生产企业，最后大部分都会变成坏账。如果从银行角度来讲，那就是坏账；如果从股权投资者的角度来讲，他可能会损失很多资产的价值。
现在全球有各种各样的估算，都是在环境风险分析这个大的领域当中，有些机构已经算出来，投资于煤电的这些股权投资者，他损失的资产价值可能会达到70%。那么从贷款的角度来讲，有一些国际机构算出来，未来几年、十年当中会有四倍的不良率增长。这些都已经是逐步形成全球共识的问题和风险，必须要在“十四五”规划当中有充分的考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