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税市场：只有“硝烟”没有“战争”？
本报记者/裴昱/北京报道
编者按/ 海南离岛免税额度提升到10万元，新发免税牌照，这一切信号似乎预示着中国的免税市场即将迎来一场大的变局，一场围绕免税生意的激战，似乎在所难免。
然而，事实与想象难免有着巨大的差距。这是一种“特殊授权”之下形成的市场，其增量大小、利益格局，往往不单纯由企业的经营行为决定，这注定了免税市场的高门槛，但高门槛同样意味着高利润。
相比于同类企业之间的“战争期许”，供应链、品牌商、免税持牌企业、监管部门、地方政府甚至机场、商用物业持有方之间的利益博弈，才是免税市场的轴心所在。这种争斗，静悄悄。
一线调查
免税“无战事”
2020年以来，在中免集团从事重要业务工作的人员，陆续被公司要求签订一份“禁业协议”。这份协议的核心内容，是从中免集团离职后6个月内，不能到同类企业任职，否则中免集团将保留索取高额民事赔偿的权利。这样的“操作”，在这家已经36岁的国企中，并不多见。
中免集团的全称，是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这是一家1984年成立的纯国资公司，拥有中国内地最稀缺的免税牌照。垄断北京、上海机场免税店的日上免税行（以下简称“日上”），便是其下属公司。
国泰君安等机构出具的研报显示，中免及其所属的日上2019年免税品营业收入高达约428亿元，远远超过拥有免税牌照的海南免税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免”）、深圳国有免税商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免”）、珠海市免税企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免”）、中国出国人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出服”）等公司免税品营业收入总和的2倍还多。而以32.3亿元位列第二位的海免，则已被中免收购。
在免税市场中，占据绝对市场支配地位的中免，嗅到了什么味道？这一切源于总部位于北京的上市公司王府井（600859.SH）2020年6月获得的一张免税牌照。这是9年来，中国内地第一次新增免税牌照，这让很多公司看到了关于“免税品市场大门打开”的可能，于是，申请者众，除去传统国资背景的零售企业，也包括阿里巴巴背景的机构。
无论是口岸免税，还是离岛免税，抑或是市内免税，乃至跨境电商，免税市场的基础，都是一张牌照生意。但免税牌照，又不是这场生意的全部，监管部门（牌照发放者）、免税企业、品牌供应商、地方政府之间的博弈与利益分配，实际上决定了免税生意的成败与收益的多寡。
多位与免税业务有关的企业人士，都向《中国经营报》记者提及这样一种预期：在向王府井发放免税牌照后，除去还会有新增的免税牌照下发之外，市内免税店的政策也将继续放开，符合条件的消费者在市内免税店购买免税品的额度将进一步提升，这才是这场“免税生意”能够引发真正争夺的“增量市场”所在。
免税的“战事”，至今还没打响，但那并非一场“持牌者”之间的战争，而是一条更为复杂的利益链，“战事”一旦打响，谁也无法单独决定自己的命运。
“国家给的饭”
从2020年4月开始，上市公司王府井的股价走势，就成了资本市场的明星。当众多投资者不明就里这家传统的北京百货公司股价何以一路高走的时候，市场逐渐有消息传出，王府井有望在时隔9年之后，获得中国内地第八张免税牌照。
前七张牌照的拥有者，分别是深免、中免、珠免、中出服、中国港中旅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中旅”）、日上、海免。
距离当下时间最近的免税牌照，来自2011年的海免，那是作为其时海南国际旅游岛的配套政策。而再向前追溯，就是日上于1999年获得的免税牌照了。这意味着，如果剔除2011年海免获得免税牌照，是海南国际旅游岛配套政策这个因素，中国内地已经有21年未发放免税牌照。而这期间，日上、海免已经都被归至中免麾下。
“门不能白开一次。”在王府井方面回答监管部门的问询中，证实已获得免税品经营资质之后，又有两家企业获得了免税牌照，这两张新牌照的拥有者，都是海南省国资委下属的国资公司。而在此前，在海南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支持政策中，已经将海南离岛免税的额度，由人民币3万元提高到了10万元。
“免税品生意特殊，就是国家给的一锅饭，这锅饭谁能吃，这锅饭有多大，全都看监管部门。”一位长期在大型免税企业供职的资深人士告诉记者，“谁能吃”便是免税牌照发给谁，“饭多大”则是国家给予消费者个人的“免税额度”和“免税条件”，额度提高、条件放松，免税市场的饭就变大，反之亦然。
现有市场格局中，中免是唯一被授权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免税业务的企业，拥有口岸免税、离岛免税、市内免税店等业务。而其他几家拥有免税牌照的企业，在业务范畴和地域上均有所限制，其中，海免、深免、珠免属于地域性运营商，中出服和港中旅仅能经营市内免税店。
目前我国免税经营的基础性制度，实际上是由《关于进一步加强免税业务集中统一管理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有关规定》”）建构的，这份文件由财政部、海关总署等四部委于2000年联合下发，在这份文件中，明确了“国家对免税商品销售业务实行垄断经营和集中统一管理”的原则。这也是如今拥有免税牌照的公司，清一色都是国资背景的原因。
多位免税企业的人士告诉记者，《有关规定》更具实际意义的内容，实际上是“四统一”，即国家统一经营、统一组织进货、统一制定零售价格、统一制定管理规定。“后来虽然对这个文件的执行力度，行业内存在争议和不同看法，在具体经营过程中，也有一些灵活的安排和创新，但是免税市场的经营模式，基本上是按照这些原则和方针进行的。”
这意味着，免税生意即是国家垄断，授权经营。“谁能吃这锅饭”的答案，即从这其中产生。
至于“这锅饭能做多大”，则完全取决于国家对于消费者个人免税消费条件的设置和额度的限制。目前，中国内地个人消费者能够购买免税商品的主流“场景”，实际上只有两个，一是口岸免税，二是海南离岛免税。
口岸免税的消费场景包括机场、车站、港口等，但最常见的就是机场免税店。消费者凭护照和有效的出入境机票，可以在机场免税店里购买额度范围内的免税品。
在日上免税消费时，消费者很少被告知个人购买免税品的额度限制。不过，记者掌握的情况表明，消费者离境时在日上购物没有限额，但入境购物存在额度限制，这个限制是根据海关对个人携带免税品的额度要求来确定的。目前，个人自用免税物品，单次携带，实际上不能超过人民币8000元。
而在另一个场景中，海南离岛免税就要宽松得多。按照最新政策，海南离岛免税个人消费的额度，高达人民币10万元，对单件商品的免税限额和购买数量的条件也相对宽松。“中免很大一部分的利润，现在都来自海南三亚免税店的贡献。”接近中免的一位人士告诉记者。而同样在海南拥有免税业务的海免，则早已被中免收购，这就意味着，在海南离岛免税业务上，中免一家独大。
除此之外，跨境电商则是“另外半个”场景，消费者可以触达这一场景的渠道较多，但是，全年跨境电商个人享有的额度上限为不超过人民币2.6万元。之所以将跨境电商称为“半个场景”，“那是因为跨境电商并不完全免税”。
“做大一锅饭”
中免发布的研究报告显示，2018年全年，中国免税业销售收入为人民币395亿元。此后，中免未再对外发布这一科目的数据，多家研究机构研报则预估，中国当下的免税业市场，在500亿元规模上下。
中免占去了其中的绝大部分。多位市场人士在回答记者的询问时，都较为认同中免市场占有率约90%份额的说法。国泰君安的市场研报显示，中免及其所属的日上免税2019年免税品营业收入高达约428亿元，是排在其后的所有免税企业的营业收入总和的2倍还多。
如果仅仅维持这样的局面不变，市场格局也不会有任何变化。然而，现在变量来了，作为“给饭吃”的国家，试图扩容这个市场，也就是“要把这锅饭做大”。而这，不仅仅是新发几张牌照那么简单。“牌照重要，但不是全部。”前述长期在大型免税企业供职的资深人士向记者表示。
目前，免税牌照发放和监管主要涉及多个部门，分别是财政部、海关总署和商务部等。接近监管部门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对于发放免税牌照，其实没有十分明确的标准。从已经发放牌照的情况看，均发放于国资企业。
“新获得免税牌照的企业，地方政府往往出面做了很多工作。”某国资免税企业的人士称。王府井是北京国资旗下的大型连锁商业企业；而获得另外两张新发牌照的公司，则既是海南国资，又有海南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扶持的双重背景。他认为，牌照不可能发得很多，因为免税本来就是国家财政让利。
既然如此，消费者个人免税的条件、额度的提升就成为做大“这锅饭”的关键所在。目前，海南已经把离岛免税额度提高到了每年人民币10万元。而多位免税企业人士都预期，年内，国家会对市内免税店的政策调整放开，并对海南以外的离境免税额度上限做出调整。
中国内地目前的免税经营有四种模式。一是口岸免税，也就是诸如日上一类的机场免税店。二是海南离岛免税，例如三亚、海口的免税店。三是市内免税店，目前，市内免税店只对离境的外国旅客和持有180天内出入境记录的中国公民开放。四是机上、船上免税。其中，前两者是主流，第四种可以忽略不计，增量的点，即在市内免税店。
所谓市内免税店，是指开设在市内的免税店，消费者在店内采购付款，在机场等口岸提取商品的模式。现有格局下，中出服和港中旅拥有经营面向180天内有出入境记录的中国公民的免税店的牌照，而中免拥有经营面向离境外国旅客免税店的牌照。
按照现行监管要求，市内免税店销售的商品品类十分有限，且如果是针对外籍人员开设的免税店，几乎没有销量。“但这其实没有太大意义，很少有外籍人士在市内免税店购买免税商品。”一位市内免税店的市场人员告诉记者。
如今，多家免税企业的预期都在于，年底前，国家会对市内免税店的监管政策进行调整，允许中国公民在市内免税店购买免税商品。“肯定会有限制性的条件，也就是中国消费者离境，持离境机票，在有效期内购买，在出境机场提货。同时，国家再提高一些免税品购买的额度，这就形成了一个增量市场。”一位大型国有免税企业人士向记者表示。他的这一说法，和多位受访人士相近或相同。
有免税牌照，或者期盼获得免税牌照的企业，都已经在市内免税店上“下注押宝”。接近中免的人士告诉记者，目前中免在5个城市开了市内免税店，分别是北京、上海、青岛、厦门、大连。北京的市内免税店设在蓝色港湾，面积很大，但只启用了一部分面积。由于目前还只能对外籍离境人士经营，这里基本没有什么人光顾。
海南则是另一个潜在的战场。记者了解到，目前海南的收入占中免年收入的半壁江山，此前，通过对海免的收购，中免在海南离岛免税市场占据垄断地位。但是现在，海南省新成立的两家国资公司，也已经获得了免税牌照。海南不断膨胀的离岛免税市场，是又一个静悄悄的潜在战场，只不过，现在还不到“战事”打响的时候。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市内免税店的开设，即便获得牌照后，开店选址、经营品类和购买限额也要得到相关部门同意后才行，而不是有牌照想开在哪儿就开在哪儿，想开多少就开多少。”一位从事免税行业的国企人士告诉记者。
租金的潜在“战事”
拿到牌照，国家做大免税市场的蛋糕，只是起点而不是终点。一场将商业物业持有者、免税品经营者、品牌供应商，甚至线上线下渠道全部卷入的博弈，才刚刚开始。
目前，口岸免税的经营主要通过机场的免税店实现，这使得“场租”变成了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两位机场免税店的经营者都告诉记者，由于机场是稀缺资源，其店面租金每年高达几十亿元，甚至高出市内的商业中心或者比较好的购物中心。
中免是经营免税品的上市企业。2019年的财务报告显示，中免一年营业成本超过236亿元，其中每年支付给机场的店铺租金＋免税收入提成接近百亿元。不过，这并不影响中免的毛利率高达40%~51%。
免税业务的超高毛利并非秘密。记者从多位接近中免或者日上的人士处了解到，日上在北京、上海机场的免税店的毛利率处在较高的水平，甚至可以达到60%左右，但是营收中的42%左右要用于支付机场的经营租金，这也从侧面证明，在免税店经营中，经营用房的租金成本的重要影响性，特别是在一线城市房价高企，机场这一营业场所稀缺的情况下。
因此，日上渠道能够提供给中免的利润已经有限，更多的利润，要来自另一个重要渠道：海南。
在这样的背景下，免税业务的经营方乐见市内免税店的放开。多位免税企业的人士都告诉记者，如果所有市内免税店都可以对国内离境人员开展经营，那么，免税店的经营方是十分愿意的，他们可以将主要的营业店面和商品展示设在城市以内，消费者在离境时去机场提货。这样免税店经营方可以缩减机场免税店的面积，“甚至在机场只做一个提货点”。
“市内无论经营地点、房租成本，还是展示面积、商品陈列等，都是不错的。”一位免税企业的人士说。但是，这就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即必须在机场设提货点的情况下，免税店经营方缩减机场的营业面积、少付租金，机场是否愿意的问题，以及会不会大幅度提高提货点租金水平的问题，因为只有在机场才能提货，这是一种垄断。“而缩减营业面积，直接动了机场的租金。”他说。
另有知情人士告诉记者，在机场经营免税店，初期还曾以固定场租为主流，但是后来，逐渐演变成底租+销售额分成的模式，也就是除了底租部分，机场还要根据免税店的销售额再行抽成。
商业营业租金，是机场的重要收入和盈利来源。上市公司北京首都机场2019年的财务报告显示，房租和免税业务提成收入约为35亿元。
而对于新获得牌照的免税品经营企业而言，也同样面临这些问题。如果在市内开设免税店，必然涉及租金水平的问题。多位市场人士告诉记者，新获得牌照的王府井，有意在市内免税店拓展业务，但是，是使用其自有物业，还是另择新址，目前尚未确定。
“如果王府井用自有物业经营免税品，那问题不大，不会吃掉太多的利润，如果不用自有的物业，而是另行选址，那么租金是要考虑的问题，如果租金过高，可能免税品经营所获得利润的很大一部分，就被租金吃掉了。”一位长期从事免税品类商品经营的人士告诉记者。
对于获得免税牌照后的经营方向和方式等，记者向王府井方面询问，对方表示，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内寻找离岛免税、机场免税和市内免税店的经营项目。除此之外，未做更多回复。
无论是原有牌照的企业，还是新增牌照的企业，要在机场设置提货点，都会面临同一个问题：“机场作为天然的大流量端口，其资源仍然是稀缺的，定价权就在机场一方。”
“交手”品牌商
免税只是一张牌照，如果没有货卖，那么免税商店就是一个空架子。
海南离岛免税一夜之间的火爆，一方面是源于离岛免税额度提高至10万元人民币，另一方面，实际上也源于免税品品类的丰富。海南离岛免税产品的品种，从原来的38种，增加到新政实施后的45种，增加了手机、酒类、平板电脑等。免税店里卖什么，由此可见何其重要，而这往往是由品牌商的数量和配合程度决定的。
“你能搞定多少品牌商给你供货，品牌商以什么样的价格给你供货，取决于你长期的运营能力，而不是一张牌照能解决的，商品定价、产品品类等，决定了最后的经营情况和盈利水平。”前述大型国有免税企业的人士称。
记者了解到，品牌供应商的支持力度、配合程度等，其实与商品的品类，有较为直接的关系，除此之外，也和品牌自身的经营策略有关。多位免税业务经营者都证实，目前经营较为顺利、比较成熟，且利润较为丰厚的免税品品类，实际上以“香化”为主。
所谓“香化”就是香水、化妆品品类。接近日上的人士告诉记者，日上机场免税店销量较好、回报较高的销售品类，也以“香化”为主。
记者从多个香化产品品牌供应商处了解到，日上的经营模式为统一进货，付款条件根据品牌不同有所差异，这是双方经过商务谈判最终敲定的。
“但是，日上进口货品之后，在机场免税店的售价也要遵循和品牌方的具体约定，这些都会在谈判中涉及，比如，价格不能低于多少等等，品牌商有自己的价格管理体系。”一位免税品经营者告诉记者。如果涉及到打折，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品牌方要求打折，会考虑到机场免税店的场租等成本，给予一定的补贴。二是免税店需要清仓、打折等，如果低于供货协议中商定的底线，就要和品牌方具体沟通。
此外，一些热销类型的产品，还会被品牌商要求捆绑一些非热销的产品采购。
进货之后，产品将会存放在中免和海关共管的仓库中，中免在北京、上海、深圳等地均有仓库，其中，深圳前海的仓库，可以将四类商品——有税、保税、免税、跨境电商统一存放，分类监管，较为方便。
由于免税品涉及的品类繁多，和品牌供应商的对接与磨合，则是长时间积累的结果。一位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即便大如中免，内部也会有不同渠道，品牌商给不同渠道的定价略有差异。其中，日上团队能够拿到的价格是最优惠的。
这源于日上最早是一家外资背景的企业，后被中免收购。日上长期与国外的品牌商对接，建立了良好的信任关系，所以价格政策优惠，配合度较高。中免内部尚且如此，新获得牌照的企业，如何与品牌商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亦同样需要时间。
“在现有的口岸免税模式主要通过机场免税店实现的情况下，免税品和品牌商有税商品的主流渠道是分离的，在香化类商品中，免税渠道销售的商品，有些规格甚至成分和专柜产品不一样，因此和主流销售渠道的冲突是比较小的。但是，如果未来要开市内免税店，这就会和品牌商的主渠道产生交叉和冲突，会带来另一个局面。”前述大型国有免税企业的人士向记者分析。
这种情况，一旦突破香化类产品，进入到其他奢侈品领域，例如箱包、服装等领域，就会带来较大冲突。一位曾在某知名奢侈品牌服装店工作的人士告诉记者，品牌会非常在意不同渠道的产品，以不同的价格销售，对现有价格体系的干扰和冲击问题。之前，她所在的品牌，对这一问题所采用的方式，就是控制供货，即将免税和非免税的供货渠道分而治之，给到免税渠道的货，量不大，新款更少。
“两个原因，一是机场免税店所购买的商品，有额度限制，所以都是以香水、化妆品为主，服装、箱包、手表等品类，本身量就不大，所以没有必要。二是确实出于价格体系管理的问题。不可能把很新的款，或者限量的款，放到免税渠道去卖。”在她看来，即便市内免税店放开之后，这种格局也不会改变。“很多奢侈品，可能还要重点防串货。”她说。
她和记者采访的多位常年从事免税品经营的人士都相信，市内免税店即便放开，其主要品类恐怕仍是以香化类商品为主，奢侈品服装、鞋靴等崛起于市内免税店的难度很大，主要原因是可能很难得到品牌商的支持。
海南再交锋
上述局面，可能在海南是个例外。这一方面由于海南的离岛免税额度达到10万元，使得大件奢侈品的销售量具备可能，另一方面也由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政策，一线放开、二线高效管住，离岛免税的政策，使得奢侈品的销售，在海南岛上，与主渠道不产生冲突。一位当地人士告诉记者，额度开始提高至10万元的那几天，位于三亚的免税店，“很多高档手表都售空了”。
于是，海南成为免税战事最潜在的战场。在这里，持牌免税商、地方政府、地方持牌免税商，甚至代购，利益交织，让海南成为了免税“无战事”的宁静中，蕴含暗地交锋的所在。
中免是海南免税支配性优势地位的拥有者。2008年，时任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省长罗保铭与国旅集团董事长盖志新会谈，同意支持其所属的中免在海南开设新型市内免税店。而后，中免在三亚设立了综合免税购物城，也就是现在的三亚海棠湾免税店。作为全球规模最大的单体免税店，2019年，其免税品收入101.74亿元，占海南省免税销售额的75%。
除了自身经营的三亚海棠湾免税店，中免完成了对海南本地的免税企业海免的收购。此后几年，尤其是在2020年已经过去的时间中，中免的一半销售额来自海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海南这个国际旅游岛、深化改革和对外开放的试验区，只有中免在经营免税业务。
但是，海南方面显然不愿坐视这样的局面，2020年6月以来，海南国资委又成立了两家免税公司——海南旅游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海南旅投免税品有限公司、海南省发展控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全球消费精品（海南）贸易有限公司。海南省政府表示，未来还将招投标引入一家经营主体进入海南做免税业务。中免在海南，显然不会再是“垄断”地位。
目前，市场上有这样的说法流传，海南省将运用上述两个市场主体，再兴建运营两个免税品大型购物中心。关于市内免税店的最终选址，海南省商务厅相关人士告诉记者，选址由企业决定，再上报财政部等相关部门等待批复。
一位接近海南省政府的人士则告诉记者，企业通常不愿意过早公布选址，因为引起市场关注后，商户可能会给他们涨价。
而中免的心思也还在成长，他们在通过收购海免拥有了海口机场的免税店后，还计划在三亚机场开设免税店，其位于三亚的免税购物中心，目前已然一铺难求。
这是一场央企和地方国资之间在免税领域的交锋，而在这里，“代购”也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由于境内外价差较大，“代购”这条灰色链条长期存在。在海南之前，日本、韩国以及中国香港代购是这个链条上的主力军。彼时海南代购在代购行业里并没多大市场，那是因为比起税率低、折扣多的韩国和中国香港，海南免税品价格高、品种少，且购买限制较多，并不具备竞争力。
新政后，海南免税品打折、品种增多、额度提升，为代购提供了一片沃土。新政后49天，海南4家离岛免税店销售额突破50亿元，同比增长2.5倍，日均销售额超1亿元。这暴增的数据中，有一部分来自代购贡献。
一些此前专攻韩国、中国香港代购的代购商开始拓展海南代购业务。他们通过大量收购个人身份信息、规模化采购，消费者购买时，还可以和其他消费者“拼单”。
“我们手里有不少护照和身份证信息，额度问题不用担心。”一位从事海南代购的当地人告诉记者，“专柜的销售不会因为我们是代购而不卖货，他们也有业绩需要完成。”
而免税经营方对这样的情况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位免税店经营者告诉记者：“我们不会区别对待代购和普通消费者，说白了，我们有些时候也分不清是不是代购。”还有一些代购跟专柜销售达成了“合作”关系，代购下单，销售完成业绩。
在此背景下，监管越来越严格，海关总署发布了针对海南免税品的监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海南离岛旅客免税购物监管办法》中指出，离岛旅客以牟利为目的的为他人购买免税品，将所购免税品在国内市场再次销售，购买、提取免税品时提供虚假的身份证或虚假的离岛信息等，将由海关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处理，三年内不得享受离岛免税购物政策，并可依照有关规定纳入相关信用记录。
海南省政府也一再表态要严打代购行为，然而，他们依然在这个免税市场里活跃着。
疫情带来变量
无论是海南免税市场的走热，抑或品牌商与免税企业的博弈，还是免税生意的线上线下交锋，都离不开一个重要的变量——新冠肺炎疫情。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流行以来，中国出境人数骤减。一方面，大量原来在国外的消费被疫情“锁”在了国内，形成了海南免税市场火热的购买力基础。另一方面，因为机场出境客流锐减，中免等拥有免税牌照的企业，开始尝试线上业务。除此之外，大量奢侈品品牌供应商因疫情遭遇销售大滑坡，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中国免税渠道的话语权。
2020年2月，日上更新了日上会员APP功能，而后日上北京和CDF会员购开通了线上商城，可以直接购买商品并邮寄到家，将免税品的消费场景由线下转入线上。
日上北京和CDF会员购是中免今年才上线的小程序，采用邀请制，只有被邀请的消费者，才能在这两个小程序上下单，价格与机场日上免税店的售价相当。
被邀请的消费者需提供护照和有效期内的机票信息。“这个有效期是经营方向海关方面申请，海关同意后即可执行，在实际操作中比较灵活。”了解情况的人士表示。而据本报记者了解，最初要求出境机票的有效期是90天，后来延长至180天。
至于日上会员APP，接近中免的人士告诉记者，这个APP原来是为日上会员提供货品预订的，有部分高端客户可以在APP上以免税价格购买完税商品。今年，更多重要客户获得了购买资格。
记者了解到，日上会员APP的商品售价与日上机场免税店的价格基本一致，还时常有一些打折活动，价格非常诱人。但APP实际采用的是一般贸易的方式，其销售的产品其实是有税商品，只是中免缴纳税款后，按照免税价格进行销售，且部分重要客户在日上会员APP购买没有额度限制。
而在邀请条件更为宽松，更多人拥有购买权限的日上北京和CDF会员购小程序，采用的是跨境电商模式。有跨境电商个人额度限制，按照现有规定，跨境电商的额度为每人每年26000元人民币。
了解情况的人士告诉记者，疫情发生以来，这些线上渠道的销量增长速度很快，但是，即便是获得邀请资质的消费者，也不能在小程序上购买所有品类的免税品。一些热门品类的免税品，常常断货，或被禁止购买。一位接近中免的人士告诉记者，小程序上的商品相对有限，因为部分产品没有获得品牌方的授权。
“不是所有日上在线下的免税品都能在线上销售。”接近中免的人士告诉记者，品牌方会对供应的免税商品种类有限制性的要求，这是出于其自身销售策略的考虑。而这一点，日上方面必须尊重品牌方的要求。“品牌方不让在线上卖的，都不能卖，要考虑到长期建立起的信任和日后的合作。”他说。
这从侧面反映出品牌方的一种心态，即对线上销售免税品这一渠道的忌惮与复杂心态。一位长期从事免税品业务的国企人士告诉记者，对于机场免税渠道，跟品牌方的消费群体并不冲突，但是，这个渠道一旦变为线上，品牌商就会变得十分敏感。
“因为在线下，尤其是机场免税渠道中，免税销售渠道和有税商品的渠道在物理上是隔离开的，消费群体也不一样，一旦转到线上，这个物理隔离就不存在了，会和品牌商有税商品的主渠道形成交叉和冲突，对价格管理、供货体系、代销制度等方面形成冲击，所以，很多品牌商对免税品通过线上渠道销售，非常敏感。”他说。
尽管疫情催生中免打开了线上销售免税品的关口，但是，多位熟悉情况的人士都告知记者，中免和日上方面，并不准备将线上作为未来免税品销售的主渠道。在业务层面，未来有可能遵循线下销售为主，一小部分线上销售，另一部分则是线上预订、线下提货的模式。这种考虑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考虑到品牌商忌惮线上销售免税品，对其品牌店的冲击。
中免及日上面对的这一局面，也是其他免税牌照持牌企业，以及新获得免税牌照的企业都将面对的局面。
不过，据记者了解，线上销售免税品还有新的“注意者”。具有阿里巴巴背景的银泰百货，已经向有关部门提交了免税牌照的申请，至于能否获批虽未可知，但银泰百货的“线上基因”，对于免税品行业格局来说，恐怕又将是一个巨大的变量。
不过，全球范围内仍然不能得到控制的新冠肺炎疫情，对于品牌商和中国免税企业之间的关系，则带来了更大的潜在话语权变化的可能。
贝恩咨询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个人奢侈品销售在2020年一季度下滑25%，二季度市场萎缩加剧，预计全年奢侈品销售要萎缩25%~30%。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有古驰、YSL的开云集团，包含中国的亚洲区，是唯一实现销售正增长的区域，同比增幅为6.4%。LVHM集团则特意在财报中点明，中国区存在反弹的可能。这些促使原来很多高高在上的奢侈品品牌商，开始重新看待中国的免税品市场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渠道。
“你不进中国的免税渠道，或者不支持中国的免税渠道，总有其他品牌支持，中国经济和消费最先在全球范围内恢复，丧失这个机会，就会有其他品牌替代你，这个道理，很多品牌商都已经懂得。”前述大型国有免税企业的人士告诉记者。
而一位曾在某奢侈品牌中国区工作的管理层则向记者表示，从她接触的情况看，已经有一些品牌商降低了对免税渠道货品种类、价格的敏感度和宽容度。“原因很简单，自身已经积压了很多货品卖不出去了，而中国是全球唯一奢侈品消费还在增长的地区。”但她也承认，目前这一切还只是个别情况。
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这个变量，显然要给中国免税市场带来变化，但答案究竟是什么，或许还不到揭晓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