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五个维度深刻理解“双循环”战略内涵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增长都取得了阶段性的较好成绩，在全球大国经济体中做出了表率和榜样。为应对国内外复杂严峻的发展形势，中央新提出“双循环”战略，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不同维度深刻理解“双循环”战略丰富内涵，对做好今年乃至未来较长一段时间经济工作非常重要。
第一个维度是“内需为主”，我国经济增长将倚重“内循环”体系。
从需求角度看，消费、投资和净出口是拉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凭借廉价劳动力、低成本土地、广阔市场等比较优势，以及超国民待遇税费优惠，大力对外招商引资，依托引进大量外资企业的资本、技术和管理，以及产业链带动作用等，加速了我国工业化进程，在较短时间内缩小了我国制造业与国际水平的差距，建立了完善的制造业体系，同时增加了国民财富。2019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接近100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且人均国民收入首次突破1万美元大关，已高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约9000美元的平均水平。今年中央提出以内循环为主，既是我国经济传统增长高质量转型发展的内在需求，也是应对国际严峻形势的正确选择。
1．外贸依存度过高，资源消耗过大。
自2000年成为WTO（世界贸易组织）正式成员，我国开始深度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充分享受了全球化发展红利，成为贸易大国。1978年我国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为0.8%，2013年我国超越美国成为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2019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1.54万亿元，创下历史新高。但是，我国经济对外依存度也曾一路飙升，例如2012年，美国对外贸易依存度为23%，中国为50%，日本为24%，印度为30%。对外贸易依存度是反映一个国家对外贸易与该国国民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要指标，我国长期依靠“国际国内循环”（外循环）实现了经济高速发展，但同时也暴露出诸多问题，例如“两头在外”，位于贸易循环价值链中低端、能源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国内经济发展方式粗犷，贸易顺差带来的国际关系压力等。随着在世界经济活动中的融入程度越高，我国国民经济受世界经济环境变化的影响越大，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
2．全球化发展出现逆流，暂时进入调整期。
2018年美国单方面与包括我国在内的主要贸易伙伴挑起贸易摩擦，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全球暴发，经济全球化发展更是雪上加霜。全球对外贸易投资发展压力骤增，倒逼我们进一步加快发展国内市场。早在201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此次中央提出以内循环为主，是为化解国际严峻形势带来的增长压力提供更大缓冲空间，充分体现了以我为主、以稳为主的战略定力。
可以说，依靠内循环为主，稳步提升国内市场对GDP贡献度，构建完善内循环体系，既有外部严峻国际贸易形势下的主动而为，也是国内经济传统发展模式的主动调整，这是我国经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重要战略调整，需引起各方足够关注。
第二维度是“技术创新”。基于“双循环”进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发展新经济是主要动能。
供给创造需求。我国经济发展长期依靠外需，国内收入有了较明显增长，但围绕对外贸易体系构建的供给体系，其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暴露更加明显，不能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期待，在满足国内市场需求方面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消费升级。大力发挥新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快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型，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两大任务，以新带老，以新促老尤为重要。为保持中高速增长，实现“软着陆”，提升我国经济全球竞争力，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实现高质量发展，关键在于技术创新，这一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全力以赴技术创新“补短板工程”。
我国经济发展充分利用了后发优势，一旦融入全球产业链中高端，面临着其他先发优势国家的阻挠，必须依靠自力更生，必须依靠以我为主创新发展，不能抱有幻想。依托双循环，如果不尽快解决好“卡脖子”、关键技术瓶颈，将无法畅通双循环，始终受制于人。例如半导体产业、芯片技术、精密数控机床等。
2．认真做好技术创新“人才工程”。
技术创新归根结底要靠人才。我国传统的“人口红利”减少，同时受制于“刘易斯拐点”，“农业经济劳动力”向“工业经济劳动力”转换产生的红利大大降低。而我国2020年毕业大学生约870万，应充分利用好发挥好“高素质人才红利”、“工程师红利”，将存量和新增的高素质劳动力转化成“数据经济劳动力”，发掘对数字经济和数字化转型作用巨大的创新人才，包括基础研究领域人才、实验室人才，或者技术市场化人才、技术创新企业家等。
3．及时完善技术创新“资本工程”。
资本是经济增长的主要要素。没有一个围绕技术创新的完善投融资体系，无法通过“赛马机制”涌现优质创新技术和创新项目。大力发展围绕科创企业的投融资体系十分重要，应根据技术创新的全生命周期，涉及相应各主要阶段的完善的资本资金激励体系。如：对高校和实验室以企业或个人捐赠、行政拨款为主的基础学科研究和研究人才培养，加强底层技术的校企合作研究，鼓励大企业设立实验室，高薪聘用全球顶尖人才；发挥风险投资、创投基金、产业基金等早期新技术的市场化融资问题；发挥科创板、创业板、中小板、新三板对优质科创企业的资本融资工程，为早期资本退出提供顺利渠道，并进行足够风险补偿；发挥银行信贷、债券市场对已经形成较大规模，盈利模式较为清晰、现金流较为稳定的企业提供债权融资，助力相互并购，加速产业、行业整合。此外，积极完善资本市场的股权激励制度，丰富对专业技术人才的激励工具。
第三维度是“市场体系”。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形成强大国内市场的需求越来越紧迫。
超大规模国内市场是“双循环”的重要载体，也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应对内外部压力与挑战的最大优势和底气。做好疫情防控基础上，应完善国内市场体系：
1．持续完善国内消费市场。
消费者收入水平以及可持续性，是稳定消费市场的重要保障。特别要做好保就业，增加消费者可支配收入，密切关注并持续缩小居民收入差距，增加中低收入者的收入。要完善居民保障体系，解决养老医疗教育等后顾之忧。要大力提升县域消费活力，加快商业街商业中心，以及线上消费渗透率。要积极满足消费升级需求，扩大新能源汽车消费和电子产品消费等。要进一步加大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力度，让消费市场更加放心安全。
2．加速完善生产资料市场。
打通要素市场中的各种壁垒，促进人口、土地、技术、资本、数据等要素自由流动。加速我国改革户籍制度，促进人口跨地区流动，更合理配置人口资源；积极完善土地供给制度，激发土地市场活力，特别是农村土地市场；发挥制度优势，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尽快形成有利于技术创新推广体系；建设高效率金融体系，实现资本资金进出行业自由；加速我国经济数字化转型步伐，创造更大数字经济红利。
第四个维度是“相互促进”，实现两个循环之间优势互补、互相驱动。
中央提出两个循环相互促进，主要是因为两个循环发展之间的联系密不可分。作为市场经济主体，企业是双循环的主要枢纽，在实现相互促进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同时面对两个市场，提升满足两个市场的能力。
基于两个循环，既要面对国内市场需求，同时也要兼顾拓展国际市场，考验着国内企业对客户需求的洞察能力，以及围绕客户需求的产品设计研发能力。了解不同发展水平、不同地区、不同类型客户需求，实现相互借鉴，可以激发企业的创新创造能力，丰富完善产品功能，提升品牌价值，提升产品和服务竞争力。
2．同时利用好两种资源，国内市场的生产制造配套资源，国际市场的包括原材料各种资源。
在两个循环体系中，企业可以实现原材料采购成本最小化，效率更高，降低企业生产制造成本，充分吸收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原材料供给的各自比较优势，完善企业供应链，塑造供应链优势。
总之，以内循环为主，两个循环相互促进，尊重学习曲线效应，提升企业人力资本价值，提升企业战略决策能力、日常运营能力、专业塑造能力。充分吸收先进技术渗透、扩散规律，加强原创性创新能力。
第五个维度是“积极开放”，不能闭门发展，要以更开放心态发展。
各国经济发展实践多次表明，封闭导致落后。我们坚决不能关起门来搞建设，国内国际循环是一个“必选项”，要拓展更大的国际“朋友圈”。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应以更加开放的姿态，积极支持新开放格局。
1．协调好对内对外准入开放。
实行负面清单，扩大对外行业准入，吸引国际优质企业进入国内市场，通过扩大开放提升国内行业的国际化竞争水平，带动国内企业的国际化发展，提升经营管理能力。
2．坚定不移支持全球化发展。
积极参与国际治理体系，主张多边主义，讲好中国理念，发挥大国作用，积极协调解决全球化进程中遇到各种问题，提供优质的全球治理方案，减少贫困、债务、污染等。
3．积极发挥新兴市场在全球化中的重要作用。
发挥亚投行、新开发银行等多边金融机构作用，加大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力度。增加信任，发挥比较优势，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提升“一带一路”共建水平。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新发展，提升人民币在国内国际循环中的使用效率，打造人民币资产金融中心。
4．提升国内商品期货市场的国际化。
我国是重要的大宗商品、能源等消费大国，但是定价权较弱，应加强国际化建设，特别是相关交易机制和制度建设，积极引入国际主要市场参与者，提升市场的国际影响力，服务好“双循环”战略。
5．注意我国企业的国际安全发展。
大国经济发生摩擦，我国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企业成为其中焦点，主要是科技型企业，这些企业拥有全齐领先的技术，或者海量的个人客户数据。恶意抑制，甚至制裁这些企业，会对我国企业的国际化发展造成了较大影响。我们应当积极利用国际法律规则，对我国企业国际上合作权益应当积极维权，保护国内的海外经营和资产安全。
总之，“双循环”发展是中央新提出的重要发展战略，充分体现了我国应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以及恢复国内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正确选择，将对我国编制实施“十四五”发展规划，乃至实现2035年目标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