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晓求：要为有担当、有干劲的人提供保护，要容忍试错
人大国发院
2020年4月-8月，人大国发院通过线上直播形式举办了十场国家高端智库“名家讲坛”，曾湘泉、刘元春、董克用、马中、温铁军、王轶、严金明、吴晓求、刘守英、冯仕政十位顶级专家线上陆续开讲，分别针对就业问题、宏观经济、老龄化与养老金制度、污染防治攻坚战、疫情与生态文明、《民法典》、人地关系与国土空间规划、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走向、重释中国经济奇迹、中等收入陷阱与社会治理问题等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进行了权威解读。
本期内容为7月15日，著名经济、金融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中国资本市场研究院院长，人大一级教授（金融学）吴晓求教授，以“后疫情时代中国经济走向”为主题进行的线上直播发言实录。
核心观点：
吴晓求在直播中表示，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迈向发达国家是未来我国面临的转型目标，这要求我们坚持改革开放，通过不断创新保持经济可持续增长。
吴晓求认为，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整体已进入小康社会，但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由于中国深度的外向型经济特征，外部环境的不利变化使得未来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要着力推进经济全球化，着力推进开放，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严峻变化找出不开放的理由。开放是一个伟大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吴晓求说。
他强调，逆全球化不符合人类文明发展的趋势。短期看，新冠疫情和逆全球化浪潮会给中国经济造成冲击，但中国经济的长期挑战在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未来几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性，是我们的政策设计、体制改革以及各项措施所要考虑的重点。”
吴晓求建议，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需坚持走改革开放道路，坚持解放思想，并在完善系列法律法规的环境下建立容错机制，鼓励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管理创新等。
他强调，截止目前，我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只走了一步，即金融机构的对外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缓慢。我们不能因为惧怕金融风险而拒绝开放，因为化解风险和危机的最好办法就是开放。“危机是矫正经济体系的一种机制。通过经济危机的方式，淘汰落后产能，留下精华，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发现风险、发现危机是困难的。”
以下为吴晓求副校长的讲话实录：
中国经济延续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整体上已进入小康社会。当然，我们还没有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只是一个中上等收入国家。
中国经济发展到今天，外部环境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我们希望在和平的环境下发展经济，但有人不愿意，总要制造一些障碍，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深刻的洞察力。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预测，全球一些主要经济体经济都将出现较大萎缩。他们预测，美国经济今年将萎缩8%，欧元区将萎缩10.2%，日本将萎缩5.8%。同时，从国际贸易看，全球第二季度的贸易额比第一季度下降了26.9%。中国国际贸易总规模占GDP超过三分之一，外向性非常明显，外部经济的萎缩会对中国经济带来重大影响。
外部需求萎缩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会下降。对于未来外部环境的演进和恶化对中国经济所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英国又在对华为有动作，这是在意料之中的。
尽管如此，我仍然认为我们要着力推进经济全球化，着力推进开放，不能由此就让中国经济进入内循环时期。我们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严峻找出不开放的理由。开放是一个伟大国家产生的重要原因。只有开放，我们才可以找到前行的方向，也能够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
我不认为未来的世界会演变为一个一个孤岛，大可不必这样悲观。我也不认为民粹主义能够盛行多久，这不符合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孤岛是没有意义的，生活成本高，经济运行成本高，又没有效率。
只不过，未来国际间的关系以及国际贸易领域可能有新的规则产生。现行的规则，包括国际货币体系、国际政治体系、国际政治架构、国际贸易规则等等都是在二战后确立和完善起来的。
这些规则成果对于全球经济的增长带来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减少了不必要的摩擦和成本。但经过了七十多年的变化，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的确改变了二战时的利益结构。我认为，有一些新规则的制定应该听取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呼声。过去中国是国际规则的接受者，现在则是国际规则改革的参与者。
十九大报告提出，到2030年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未来我国所遇到的困难绝不会比过去四十年遇到的困难少，可能更复杂、更艰难。
短期来看，新冠疫情给中国经济带来严重冲击，但中国经济正逐步步入正常轨道。不过也需注意，新冠疫情的后遗症仍然巨大，全球范围内新冠疫情还在屡创新高，这对中国经济带来压力也非常大。短期来看，中国经济仍需纾困。
从中长期目标看，我们必须思考如何让中国经济恢复活力的问题。未来几年，我们会遇到重大的挑战，这个挑战即中等收入陷阱。如何在未来几年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同时能够保持经济的可持续性，是我们的政策设计、制度改革以及各项措施所要考虑的重点。
我们现在的问题除了要考虑下半年经济的复苏和明年经济的趋于正常（明年GDP增速达到5%相对来说是完全可能的），更重要的是如何让经济保持可持续性，并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是未来大概五年左右我们所面临的目标，我们需要把握好以下几个原则：
第一，解放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且中国的独特性使得我们无法复制任何一个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我们只能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因此在思想上不能有大的约束。
在过去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中，有一大批提着脑袋干事的人。他们知道前面是禁区，可能也会犯错误，但是你不过去谁过去？未来中国面临的困难只会比过去大，因为要成为一个发达经济体，光靠人口红利、自然资源禀赋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通过创新才能解决问题。
第二，坚定不移地走改革开放道路。什么叫改革？改革一定要释放人们的积极性。当每一个经济主体都充满积极性，去创业、去创新、去创造，没有顾虑，就可以创造财富。改革就是要让所有人能够很好地实现人生的梦想和追求，这是判断改革的重要标志。
市场化是经济改革的基本方向。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成功的做法是成功处理好了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政府不能过多地决定价格。有一段时期，我们过多介入了价格的决定，造成的危害性很大。资源要更多地交给市场去配置，这是四十多年来我们取得成就的原因。如果政府大包大揽，我不认为我们能够取得很好的成绩。
我们要尊重企业和企业家，要保护企业家精神，保护人们的财产权，落实竞争中性原则。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这是中国社会法制的巨大进步。我希望《民法典》能够得到非常有效的执行。每一个市场主体都在平等地创造社会财富，他们之间不应该存在歧视，这是民法典制定的基本准则之一。
改革和开放是连在一起的。开放是最大的改革。我们的实体经济在我国加入WTO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但目前我们还有一个重要领域还没有完全开放，即金融体系。到现在为止，应该说我们只走了一步，比如，金融机构的开放幅度很大，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可以不受股权限制。人民币并没有实现完全可自由交易，在相当长时期内，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缓慢。
总结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时，有一些观点认为，过多的开放会导致国际金融风险的大规模输入，但实际上我不是这么认为的。化解危机最好的办法就是开放。危机本身是中性的，出现危机一定是说明经济体系或金融体系中出现了结构性问题。经济危机当然会导致大萧条，导致很多企业破产、倒闭和失业，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即把那些落后的产能淘汰掉，剩下精华。2000年纳斯达克市场的确存在很多泡沫，但经过危机之后，很多竞争力不强的高科技企业倒闭、退市了，留下了精华，才会有今天的纳斯达克市场。今天的纳斯达克，市值前十家的上市公司都是高科技企业，看不到金融机构的影子。谁也不愿意看到危机出现，但有时危机是一种矫正经济体系的机制。靠政府的行政手段发现风险和危机是困难的。
人民币的国际化步伐慢了，如果能够相对快地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我相信人民币是有吸引力的。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来自于中国经济的可预期性，来自中国经济转型的可预期性。中国经济不是泡沫化的经济，不是靠外资大规模涌入而推动的泡沫化经济。中国经济不是短期的繁荣，总体来看是相对健康的经济。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是乐观的。当然，未来人民币币值会有波动。市场的本质就是波动的，波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波动就是让人民币找到恰当的定价机制。
人民币的国际化非常重要，对于我们国际贸易的安全、全球经济体系的稳定，包括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金融体系的开放，包括金融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的国际化，会给中国带来契约精神的大幅度提升。契约、法治和透明度是发达金融市场的三大要素。没有法治、没有契约、没有透明度，要建成国际金融中心是不可能的。
第三，我们必须要有创新的精神。中国经济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才能实现持续成长，包括科技创新、组织创新、模式创新、管理方法创新、体制创新等。所有这些创新都和思想创新息息相关。科技创新特别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经济没有科技创新，那将是不可持续的，就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第四，法律制度的完善。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法治的完善摆在首位。
后疫情时代的政策方向，更重要的还是激活市场主体的活力，让他们有安全感、积极性。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要求政府职能转型。未来政府的角色是积极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而不是说自己做投资主体。转换政府职能，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非常重要。
第五，要形成容错机制。要为那些有担当、有干劲、有责任感的人提供保护。中国未来面临的困难非常复杂，真的需要一批又一批人去闯，这需要有担当的人不断试错。只有在试错的过程中扩大容忍度，人们才敢去试错。人才是稀缺资源，社会需要保护他们。
只要把这几条做到位，我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一定有可持续性，一定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