臧博：极端经济体的复苏以韧性和创新应对危机

《极端经济》为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恢复提供了很好的参照。正是巨大压力和外部困难，激发出全社会非凡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自下而上涌现，所以对创新成长和发展而言，一个宽松的大环境至关重要

文|臧博

理查德·戴维斯的新著《极端经济：韧性、复苏与未来》是一本别开生面的著作，结合田野调查与理论思辨，并透出对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批判”意味。该书通过对诸多鲜明实例的分析讨论，提出面对放眼可期的挑战与危机，增强经济韧性的路径。

作者戴维斯的来头不小。他是英国央行经济学家、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员，更曾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经济顾问，以及英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此外，他还曾供职于《经济学人》杂志，任该刊经济学编辑。说句题外话，《经济学人》的编辑们可谓大家辈出，除了本书作者戴维斯之外，为公众熟知的还有今年2月不幸去世的乔治·斯坦纳。斯坦纳先生也曾是该刊编辑，更是世界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和比较文学大家。

《极端经济》中所说的“极端”（extreme）不是简单的现象描述，而是对一种社会经济状况的特定指称，更可视为经济研究方法论。

以社会经济状况来说，这里的“极端”也不应仅仅理解为金融危机、资产泡沫破裂等现象，还包括发生在特定经济体的突发情况，比如海啸造成的经济瘫痪、人口老龄化达到较高水平后引发的经济社会问题，以及腐败和政府低效导致的市场失灵。

将“极端”作为研究方法论，其灵感源于17世纪伦敦的解剖学家威廉·哈维医生。他发明了用各种古怪病症来归纳医学通则的方法，并作出名垂青史的成就。一位名叫休·蒙哥马利的小朋友在骑马时摔成重伤，整个胸腔被撕开，部分心脏和肺裸露在外，但幸运地保住了性命。哈维医生借助这样令人遗憾却宝贵的观察机会，记录下休的心跳和手腕脉搏同时出现，从而发现了人体血液循环现象。这件事情告诉世人，极端事件可以提示重要的教训和规律，该理念如今在科学研究领域已被广泛采用。

作者将注意力集中在“极端”情况，试图通过研究世界各地一些极端的经济体，从而了解人类如何应对不同的危机挑战，并探寻极端环境下的经济发展轨迹。作者预言，最晚到2030年，大多数人都将生活在本书所描述的极端环境中——人口老龄化、破坏性技术进步成为常态，以及不平等问题愈加严重。戴维斯提示我们，要想妥当应对这些挑战，须考察各种极端情况以寻求借鉴。

九个极端样本

极端情况一般来说并非经济研究的核心关切，但这些极端经济体中的生活未来可能变成常态，这就呼唤经济研究开拓更具前瞻性的领域。而要想厘清这些极端情况及其应对策略，需要一种全新的极端经济学研究视角。

作为出身媒体的研究者，戴维斯崇尚田野调查的研究与写作方法。经济学家常依赖数据等实证材料来考察特定经济问题，但在戴维斯看来，充满生机活力的经济潜流无法用冰冷的数据完整呈现，换句话说，纸上得来终觉浅。他举了一个典型例子：位于约旦的两大难民营，扎塔里和阿兹拉克，它们接纳了数十万叙利亚难民。如果只参考公开可获取的难民营官方数据，经济学家们很可能得出结论，扎塔里和阿兹拉克的运行状况并无二致，可戴维斯实地考察两处难民营及其内部非正规经济等运作模式，发现其实两者判若天壤。

有鉴于此，戴维斯陆续走访了难民营、监狱、灾害突发地、工业革命发源地、不平等地区、人口老龄化地区、科技前沿地区等九个极端经济体，亲身观察面对种种不同挑战时，这些经济体所展现出的“韧性”及其根源。

《极端经济》的核心议题之一是不同经济体在面对挑战时展现出的抗击打能力或者说触底反弹能力，作者称之为“韧性”。其根基是一个经济体的“人力资本” ——人们的思想、技能和知识的力量，这也被认为是过去30年来世界范围内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源。关于韧性的意义，作者举出了许多实例，其中包括印尼的亚齐。正是凭借那里独特的经济韧性，遭遇海啸袭击后，该地迅速走出灾难阴影，恢复了经济活力，甚至有论者认为经过这场大海啸，亚齐的经济发展又攀上新台阶。戴维斯借此告诫世人，经济研究需要更多关注经济体的韧性，充分发挥人力资本的潜力。

作者选择的这些样本位于不同国家，整个考察行程达到16万公里，接受采访的当地人士多至500余人，其中既包括官员、居民、难民，也有罪犯、走私者、精明的商人等。他通过这些调查获得了大量丰富而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还原了这些经济体的真实面貌，揭示了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人们如何生存、重建社区、恢复经济和市场；在极端优质的条件下经济为何又会走向失败；在代表未来趋势的极端经济体，人们怎么应对老龄化、高科技和不平等。最重要的是，通过这些案例，戴维斯展示了经济韧性背后的力量，以及这些力量如何助推市场发挥作用。

总体来说，《极端经济》考察的九个经济体可以归纳为三大主题——生存、失败与未来，分别代表三类不同“极端”状况。作者认为，这三种极端体验能充分展现一个社会在面对极端伤害和创伤时所表现出的韧性。

第一种讲述生存，即在极端情况下，经济韧性如何帮助人们谋求生存和恢复。作者选择了海啸袭击后的印尼亚齐、约旦北部的叙利亚难民营，以及美国路易斯安那的监狱作为样本。亚齐是2004年海啸中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当地村民几乎被灾难夺走了一切，但这里也成为经济快速反弹的地方。当地传统的黄金配饰文化，很快孕生出非正规、不受监管的黄金交易链，为急需重建的企业家提供了快速获取资金的渠道。在约旦北部的扎塔里难民营，难民在叙利亚内战中逃离祖国，在扎塔里这个难民定居点开始新生活。这里的经济韧性令人印象深刻，具体表现为各种隐秘的地下交易市场，人们以物易物，以贸易为生。扎塔里成为了世界上最大、发展最快的难民营。

作者还走访了三个失败的经济体。在巴拿马的达里恩，戴维斯注意到当地柚木树补贴计划，不仅没有起到保护雨林的作用，反而毁坏了当地生态。柚木宽大的树叶遮蔽住原本可以透射的阳光，而其树叶掉落后又分泌出一种酸液，导致地面昆虫绝迹。一个很小的政策产生了巨大影响。此外，当地还推出鼓励购买柚木树种植园的移民计划，释放出巨大的外部效应——一小部分人从中获利，毁坏环境和经济潜力的后果却需要全体居民共同分担。

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本应成为非洲发展最好的大城市，但这里也成了一个走向失败的地方——拥有1000万人口的金沙萨是地球上最贫穷的大城市之一。金沙萨受困于无所不在的腐败，阻碍了几乎每一笔日常交易。格拉斯哥一度堪与伦敦匹敌，在科学、工程和艺术方面取得大量突破性成就。但格拉斯哥最终一败涂地，成为英国最麻烦的城市之一。在这些地方，无论是自然的、人类的，还是工业的巨大潜力，都不知何故被浪费，而经济往往是问题的核心——经济的韧性遭到压制与摧残，市场也失灵了。

最后，作者参观了与“未来”有关的三个地方。戴维斯认为，未来十年内，全球大多数国家都将面临三种挑战：人口老龄化、新技术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不平等加剧。这些趋势通常被认为不可避免，并有可能对经济造成严重损害。作者选择考察的正是那些最有可能人口老龄化、技术高度进步和不平等加剧的三个前沿地区：日本北部的秋田是老龄化的前沿，爱沙尼亚首都塔林是科技前沿，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则是不平等的前沿。未来世界上的大部分人会生活在存在于这三个城市类似的压力和机会交织在一起的地方。考察这些前沿城市里的民众生活，是应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不二法门。

韧性之根源

《极端经济》考察多种极端经济体，力图探求这些经济体的韧性根源，尤其是知识和人才积累以及新思想如何推动经济运行，从而为灾后经济复苏与增长给出了基于有效政策工具的创新路径。

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约翰·穆勒在1848年就指出，在一场战争或灾难摧毁了经济之后，社群出现的快速复苏，会让很多人感到惊讶。穆勒认为，这种出人意料的反弹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墙壁、桥梁和仓库这类有形资本，其重要性难以比肩那些组成一个国家或社群的人们的想法、技能和努力。发生在亚齐的这场灾难印证了穆勒的观点。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一切有形资产，但海啸幸存者们都保留了灾难前的技能和知识，并因此迅速实现重建。随着全球经济面临新挑战，亚齐人涅槃重生的经历表明，人力资本及其在经济变革中受到破坏或保护的程度，将是一个经济体成功与否的关键。

戴维斯还注意到，人力资本是有韧性的，经济比我们想象的要更容易重建，但原本就存在的阶层分化则极为顽固。以亚齐为例，海啸过后，原来的咖啡大王又开起了咖啡馆，餐馆老板换了个地方继续卖烤鱼，而原本住在出租屋里的贫穷家庭，如今仍然生活捉襟见肘，只不过搬去了山上更荒凉地段。经历一场灾变后，亚齐的“生活已经完全改变，但也几乎没有改变”。

这种经济韧性建立在以人们的思想、技能和知识力量为主要内容的人力资本的基础之上，其具体运作形式则要借助一系列社会传统和运行规则，这就为非正规经济开拓出缝隙。一个陷入极端状况的社会更容易创建出非正规市场，比如在海啸肆虐后的亚齐，扎塔里的难民营，甚至在路易斯安那州安全级别最高的监狱，非正规的贸易和交换悄然兴旺，并成为给经济注入活力的一股重要潜流。

路易斯安那的监狱里流行地下经济，使用大量平行货币，包括咖啡和最新的“数字货币”绿点卡。这是一种在美国南部常见的预储值卡，购得后可在商场等额消费，绿点卡的14位认证数字便成为监狱中功能近乎现金的货币和简单安全的远距离价值转移方式。囚徒们用这串数字从狱警和其他犯人那里交换物品和服务。在亚齐，传统的黄金文化提供了储蓄和保障，经过海啸侵袭后，人们发现以前的佩戴的黄金饰品成为了某种潜在的保险机制，灾后用来兑换现金以获得重建资源。

在扎塔里，援助机构提供给难民的借记卡，严格限定购买各种必需品的金额上限，这对很多人来说极为不便。超市里出售的新西兰进口奶粉，原本因昂贵而无人问津，但难民们发挥才智，用9第纳尔一袋的价格购入，再由走私者偷运出难民营，以8第纳尔的价格卖给路过的约旦人。通过这一非正规经济链条，难民们把9第纳尔的电子信用兑换成了7第纳尔现金，走私者和路过的约旦人也各自获得1第纳尔盈利。上述事例告诉我们，人有能力创造市场，也有能力通过复杂的方式来转移价值（建立经济运行所依赖的支付系统），这是与生俱来的本能。

非正规经济存在于世界各地，它们规模大、运转复杂，更具有创新性，很多已经超出了政策制定者的理解。戴维斯发现，当他去这些极端经济体调研时，通过花时间与人们谈论当地经济如何运作，总能发现一个隐藏系统。金沙萨就是官方数据无法描绘完整图景的例子。根据官方统计数据，作为生活着数百万人的金沙萨极度贫困。但这里也是一个非常规贸易和创新的聚集地，但官方数据显示的是大多数局外人所看到的图景。实际上非正规经济规模比人们所想象的要大得多。戴维斯认为，通过搜集“软信息”来追踪非正规经济，将改变人们对经济体的看法，并有助于理解韧性如何发挥作用。

概括言之，《极端经济》指出经济韧性是一个经济体在面对极端危机时迅速走出低谷、触底反弹的重要力量源泉，而这种韧性的根源则是人的交易本能，以及由知识、技术等因素构筑的人力资本。在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下所形成的（极端状况下）非正规市场，则是经济韧性发挥功用的最重要场景。

中间道路

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面对意识形态对立问题，曾经提出过“第三条道路”的建议。此观点并不能套用来考察经济学问题，但这种具有调和意味的思考方式却提示了一种思路。吉登斯认为，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上，变化永远存在。无论采用哪种制度去解决问题，都又会因为采取行动而改变社会，从而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所以他把解决问题的着眼点放在了问题本身而不是制度。

戴维斯在《极端经济》中指出，研究极端经济体的另一个收获是如何对待“市场”的新视野。戴维斯认为，经济承压甚至遭遇破坏的地方，经济学回归到了一种简单而原始的形式，通常能够揭示出那些反映政治经济学核心问题的现代例子——自由市场的作用。如今，西方关于如何对待市场的观点变得两极分化。左翼政党希望国家发挥更大作用以控制公司和工程的效果，右翼人士希望给予企业家更大自由，他们认为企业家对利润的渴望将解决所面临的挑战。但作者在研究世界上一些最艰苦地区的真实状况后得出结论，这两种极端情况都要避开，应选择一条中间道路。

过度抑制自发贸易，严格控制的制度阻塞的不仅仅是商品交换。如同亚齐和金沙萨的例子所表明的，当人们生活处于紧要关头时，自由贸易的重要性变得生死攸关。市场是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分配商品的地方，也是支持个性和表达自我的场所。若监管过度，自由贸易也就失去了萌芽机会。

另一方面，好的市场创造价值，不好的市场则摧毁价值。就像在达里恩热带雨林中发生的事情，经济的“外部性”造成了严重后果。木材企业、伐木工人甚至地方政府，在做决定时，忽视了加在其他人身上的成本。在市场未受到充分监管的地方，关于交易的原始愿望和能力侵蚀了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长期前景。外部性问题普遍存在，这意味着一个自由市场可能会产生太多不好的东西。通过对达里恩等地的考察，戴维斯指出，那种认为依靠无监管市场就能处理公共政策事务的观点，显得幼稚而危险。

市场不会很可靠地在最需要它的地方出现，也不会在下跌时反弹。金沙萨在殖民统治和平庸政府领导下堕入困境，那里的人民陷入了腐败造成的陷阱。积聚力的放大使格拉斯哥迅速崛起，但也在这座城市陷入衰退之际将其击垮。造成这些失败案例的核心原因（外部性的破坏、理性选择所造成的弄巧成拙的影响）是经济方面的，根本上是市场失灵了。戴维斯指出，许多严重的问题恰恰就是善意政策的结果——达里恩的柚木树补贴，将格拉斯哥造船厂“积聚”以增强竞争力的计划，等等。所有这些政策，在理论上都能自圆其说且颇具说服力，结果却证明都大错特错。

那么应该如何对待市场呢？借鉴前述对人们在极端经济体中创造出市场的经济韧性的考察，戴维斯提出一条面向未来的中间道路——利用人类自然能力创造市场的模式。这种模式一方面可以避免过度监管造成的弄巧成拙政策，另一方面也可以减轻不受约束的自由市场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未来的挑战

亚齐、扎塔里和路易斯安那州的监狱，面对截然不同的挑战与困境，但人类都以其自然能力创造出市场，并为重建和恢复生活赢得宝贵资源。这些例子以不同方式展示了思想、技能和知识的重要性。正如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被认为是过去30年来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对极端经济体的考察则增加了另外一个视角：人力资本不仅有助于经济扩张，也是防止经济灾难性衰退的秘诀，或者可以说，人力资本就是一个源源不断地提供经济韧性的池子。约翰·穆勒在19世纪中期发现了这一点，亚齐人在2004年海啸后重建家园时也证明了这一点。

戴维斯还指出，传统经济学研究忽视了对社会资本的关注。但在面对极端压力和变化方面，社会资本却发挥着显著作用。“它是一种粘合剂，将社会上其他资产捆绑在一起从中吸取更多。”在以信任和互惠互利为特征的地方（那里存在着丰富的社会资本），实物资本和金融资本得到更好的利用。正是本地的传统和规范支撑着非正规市场的支付、保险、信贷和储蓄体系，这些体系都孕育萌生在最具挑战性的时刻。作者认为，社会资本非常重要，它也使经济更具韧性。

经过抽丝剥茧的分析论述之后，作者考察秋田、塔林和圣地亚哥等极端案例，点明了世界在未来几十年中将会面对的巨大挑战。即我们将进入这样一个世界：老龄化、先进技术和经济不平等共存。老年人越来越多，日常生产大范围应用先进的软件和机器，不平等问题也更为严重。今天的秋田、塔林和圣地亚哥已经展现出这三种挑战的端倪。戴维斯认为，要驾驭这一切，就需要一种全新的经济学视野。首先在市场和监管之间权衡，需要放眼于一条崭新的中间道路；失败有时无法避免，即使在潜力最大的地方也是如此，因此需要更多关注经济的韧性；应当充分认识到，一个社会的财富是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之上的，而位于其上的是金融资本和实物资本。

《极端经济》的论述建立在大量实地调研和访谈基础之上，读来令人心怡，不过也有一些白玉微瑕。作者没有展现出探索新研究范式的学术野心，在大量田野调查细节和颇具说服力的论述之后，在某些例子中，得出的却是早为人所知的平庸结论，比如所谓“中间道路”。

可以说，《极端经济》为新冠疫情后的经济恢复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照。在戴维斯考察过的这些极端经济体中，正是巨大压力和外部困难，激发出全社会非凡的适应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创新自下而上涌现，为极端经济体迎战困境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颖思路，对创新成长和发展而言，一个宽松的大环境至关重要。经济韧性的最重要来源始终是人、知识和技能，对这些元素予以哺育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对财富积累的简单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