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海一体，大湾区的百年潮
赵口袋
2019年6月，我随着一个参访团，探访了香港的金管局和港交所，从金管局顶层俯瞰港岛，密密匝匝的摩天大楼，像一支支细长的铅笔，簇拥在中环附近，争相比高，指向天际；结束访问后，我们乘车返回深圳，从元朗的深圳湾公路大桥过境，一路畅行无阻，不多时就到达深圳南山。
还记得在大桥上的气象，引得全车人惊叹！两边都是海水，在浓云的笼盖之下，山与海竟浑然一体，氤氲的气氛弥漫整个湾区，混沌苍茫，竟一时找不到地平线。
深圳湾，就是粤港澳大湾区里的一个小湾，而大湾区里的山与海，从来都是一个整体。一天的行程，让我有了这样的遐思：香港、澳门和珠三角的9个城市，从来就是一个湾区、一个整体，竟是怎样的杯葛，让他们有今天的悲喜故事。
这样的离断与融合，不也正是中国一百多年来叩问世界的进程吗？
一、一江多湾
从地理地形图上看，珠江口入海口的这个大湾区，坐北朝南呈倒立U型，三面环山，朝南面海。
三条江流冲破山形阻隔奔流入湾，在西江、北江和东江的联合冲积下，珠江三角洲一直在缓慢成长中，这块平原地跨北回归线，大部分地区属于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夏长冬暖，雨量充足。
珠江径流量仅次于长江，通航能力超强，沿着三条江上溯，能通达到岭南各地，尤其是西江，可以一直到广西和贵州和云南。
历史上，秦始皇和汉武帝曾对南越先后两次大规模用兵，让岭南归于中原王朝的版图，郡县制推行到岭南，从此中央政令可以贯彻到珠江口，湾区成为南中国的一隅。
珠江流域河网密布，所有的城市都能通过珠江水系入海，珠江口大湾套小湾，密布着天然的深水良港。在漫长的历史时期，赶海的渔民，一直是这里的主人。甚至，世世代代在船上生活的疍民，也在这些港湾的庇佑下，顽强地生存至今。
因为水系发达，这里的农作物一年两熟或一年三熟，成了桑蚕之乡、蔗糖之乡和果蔬花木之乡。顺德一带的桑基鱼塘久负盛名，人们用基堤围成鱼塘，堤上种桑树，用桑叶养蚕，蚕屎和蚕蛹喂鱼，塘泥再上基来肥桑树，构成了循环的人工生态系统，凸显了中国这个农耕民族的智慧和生态观。
二、帝国南门
唐开元年间，宰相张九龄开凿大庾岭路，使赣江—大庾岭路成了南下两广的交通孔道。之前，大庾岭横在广东和江西之间，一直是江南到和岭南的天然屏障。
大庾岭路的开凿，成功地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联通起来。从北到南，沿着大运河——长江——赣江——大庾岭路——珠江——广州，这条商道从此成为南北贸易的总干线，被称之为“京广大水道”。
经由这个南北通衢，岭南与王朝之间的沟通加强了。宋代，除了岭南的铜和盐等战略物资，从海外运来的货物也通过这条路运往北方。“商贾如云，货物如雨，万足践履，冬无寒土”。这条古道极大地促进了南北之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使得岭南在宋代以后大踏步前进，迅速缩小了与中原的文明差距，到明代时已几无差别。
而中原人大规模迁入岭南，也是通过这条古道。经过两宋、明末的两次移民高潮，大湾区逐渐形成了两大民系——广府人、客家人。两大民系长期保持着各自的生活习俗、文化意识和性格特征。
时至今日，广府民系主要分布在广州、佛山、东莞等地，客家民系则主要分布在惠州和深圳龙岗等地。
1757年，随着乾隆皇帝一则上谕颁行：清帝国仅留粤海关一口对外通商，清朝的对外贸易锁定在广州，这条唯一幸存的海上丝绸之路，很快让“十三行”达到了巅峰。
位于珠江边上十三行口岸，洋船聚集、洋商众多，通往欧洲、拉美、南亚、东洋和大洋洲的环球贸易航线，在这里汇集。鸦片战争前，清朝对外贸易保持出超，大量的白银从这里流入中国，“十三行”成为“天子南库”。
2001年，美国一家报纸评选千年以来全球最富有的50人，一个叫伍秉鉴的中国行商曾位列其中。当时，伍秉鉴的资产有两千万两银子，相当于清朝全年的财政收入的一半儿。
一口通商的畸形贸易政策，客观上成就了当时中西方的贸易中心——广州，而在广州的辐射下，大湾区也进入了一个经济文化的辉煌时代。
葡萄牙人蹈海而来，寻求在大湾区谋一处停驻的所在。大皇帝认为，予夷人在荒僻的海疆上一小块土地，为朝廷带来收入和西洋的奇巧商品，并不损害天朝利益。“我视之如鸡肋，人纳之如珍宝”，葡萄牙人奇迹般的在450多年前，就在珠江口取得了一小块土地，这便是澳门。
1842年，英国人通过坚船利炮，轰开了清帝国的南大门，获得了香港岛，在随后的1860年、1898年，又相继取得九龙半岛和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1100平方公里的总面积。
沉睡的中国，在外力作用下打开国门，迎接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工业革命催生了一批又一批冒险家，经由这里登陆中国。
不过，冒险精神并非西方航海家独有。汹涌的南海，自古就陶冶了一批闯海的勇士，在与海的搏斗中寻找生机。于是，在西洋商人纷至沓来之时，中国的三大移民潮——“下南洋”，也在湾区内进入高潮。
被誉为“中国第一侨乡”的江门，就位于湾区西岸，从晚清开始，一批又一批的江门五邑人飘洋过海，到海外谋生、淘金。他们的足迹遍及马来西亚、印尼诸国，还远涉了美国和加拿大。“喜鹊喜，贺新年，阿爸金山去赚钱；赚得金银千万两，返来起屋兼买田。”一首流传至今的侨乡民谣，保存着人们朴素的致富梦想，他们在异国他乡开辟农田、挖掘矿产、经营商业、苦力劳作等，开枝散叶，成长为中国近代以来的商业劲旅。
西方的商人不断涌入这片土地，而勇闯南洋的人们也不断把财富和海外见闻带回来，不同的思潮和观念在这里碰撞、孕育、生发……近代的大湾区，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政治家、外交家、企业家和科学家，这批能人志士，又将这些新的思潮和观念，逐渐向北输出，推动着昏睡的中国缓慢苏醒。
三、南粤春潮
一百多年来，这片湾区经历了最为深刻和复杂的命运转折，意识形态的深壑，曾经使得大陆是大陆，港澳是港澳，虽为近邻却彼此远观，直到改革开放的春潮奔涌而来。
80年代，电视剧《外来妹》曾风靡中国，它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优先发展的广东珠三角，是内陆许多年轻人眼中的天堂，北方一个小山村里的6名青年男女，怀着梦想奔赴那里打工，那里有很多纺织、玩具工厂。
不同的气候地理，不同的人文环境，外来妹们遭遇着各种冲突。而穿着西装的香港老板，也在适应着大陆不断变化的社会气象，他们很多人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华侨——应该说是他们的后代。
香港与珠三角的区域经济合作，形成了“前店后厂”的关系，港商们开设的“三来一补”企业，借助香港这个窗口出口，工厂则设在深圳和珠三角，形成了优势互补、互惠互利的关系。
从此，通过香港这个自由贸易港，珠三角融入了世界的贸易链条中。大批港台玩具企业、纺织服装企业的到来，带来了生产设备和技术，也带来了管理模式和海外订单，至上世纪90年代末，产业逐渐向东莞、广州、中山、珠海地区等地扩展，将这个区域连接为一个利益十分紧密的板块。
这孕育商机的地方，也引发了持续30多年的打工潮，梦想催促着人们奔赴远方，无数个打工仔打工妹们，从中国大地的四面八方汇聚而来。
2009年，我第一次走出广州火车站，看到汹涌的打工人群，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震撼：操着各种乡音的青年男女，在这里快速分流，登上驶向各个方向的客车，快速分散到珠三角各地的工厂。
曾经，深圳80%的人口为外来人口，外来人口中又有80%是农民工。放眼全中国，只有以深圳为代表的大湾区，才有着如此特殊的人口结构。
那次，我正是怀着那样的憧憬，来到这里采访，遇到了一个“外来妹”，倾听她的故事，来自四川大山里的她，初中辍学后来到东莞，默默地开始奋斗，在长安镇的一个家具企业，她从普通的流水线工人，到办公室文员，渐次成长为工厂的高级管理者。
她在那一年成功入籍了东莞，并与一位帅气的警官结了婚，讲到这时，露出了一个略带羞涩并无限欣慰的笑容。至此，这个笑容便深刻留在了我的记忆中。或许那就是梦想实现了的美妙！
大湾区，就是一片承载梦想的土地。
香港也受惠于这样的地缘条件，成为世界贸易体系中的东方枢纽。背靠大陆，香港维多利亚港的船只昼夜不停，吞吐着进出东方大陆的货物。而身穿红色马甲的港交所交易员，则挥舞手势，让来自全球的金钱流入流出。
“东方之珠，整夜未眠，守着沧海桑田变幻的诺言”，那首著名的《东方之珠》的歌曲，形象地唱出了香港的历史和地位。
四、世界工厂
全长近50公里的港珠澳大桥，连接着香港大屿山、澳门半岛和珠海市三地，宛若一条蛟龙，蜿蜒腾越于蔚蓝色的海面上。
这片海湾同时有着世界上最繁忙的黄金海运航线，有4000艘轮船每天穿梭往来。广佛同城化，深港同城化，高铁、高速公路，以及相互延伸的地铁，已经将几个城市紧紧抱在一起。越来越多的地铁跨越城市边界，将都市圈连成一片。
湾区成为一个体量庞大的城市群——它以不到中国1%的土地面积和5%的人口，创造了约12%的GDP。
这样的成就并非一蹴而就，湾区也经历了几次产业阵痛。2010年前后，港台老板们遭遇到全球金融危机的寒流，广州三元里1000多家服装工厂陷入危机，依靠劳动力成本谋取的贸易地位，日益难以为继。
全中国都在反思，全球贸易的微笑曲线背后，是中国制造的辛酸无奈：在产品高附加值的设计研发端和品牌销售端，都不在国内，只有加工装配在中国、在珠三角，中国人赚得是血汗钱。珠三角要腾笼换鸟，让制造业升级换代。
从此，珠三角进入一个全新的工业化时代，在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石油化工、金属和非金属制造、生物医药和日用轻工等诸多领域，这里缔造了一批又一批企业，形成了完整的制造业体系，在全球范围内首屈一指。
我曾经到访的东莞长安镇，面积不到10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百万人，地区生产总值超600亿元，进出口额超2500亿元。如今，全球每6台手机就有1台产自这里，OPPO和vivo两个品牌同在东莞长安镇诞生，两个品牌跻身全球市场份额排行榜前五。
另一个典型代表是佛山，作为制造业重镇，这里几乎涵盖了所有门类的工业，崛起了一大批制造业明星企业。如今，工业机器人是佛山制造的新标配，它们已经应用在了冲压车间、纺织生产线上、装配生产线上。
大湾区，已经成为中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区域，各个产业之间的分工协作十分紧密，像一个精工制造的瑞士钟表，相互咬合，互相带动，大湾区也在向周边地区输出他的价值链，由珠江东西两岸的工业走廊，成了全世界极具竞争力的产业集群。
如今，东南亚一些国家、例如越南，也像中国改革开放早期那样，推出各种优惠政策，吸引中国的制造企业去落户。而中国内地不少地方也纷纷设立工业园，希望承接湾区的企业梯度转移。
五、科创时代
湾区的竞争，实质是国家竞争力的PK。
放眼世界，湾区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增长极，也是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和新业态的策源地。据世界银行统计，全球60%的经济总量集聚在入海口湾区，世界75%的大城市、70%的工业资本和人口，集中在距海岸100公里的地区。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是中国市场化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创新驱动最为领先的区域。
如今，这里是世界上通过能力最大、水深条件最好的区域性港口群之一，吞吐量位居世界各湾区之首，拥有广州、深圳、香港、东莞、珠海等5个亿吨大港，中山、惠州、佛山等港口吞吐量均突破8000吨。
广州、深圳、香港三个国际枢纽港口继续发挥龙头作用，珠江口东西两岸港口齐头并进。
另一方面，这里也可能崛起一个世界级的金融中心，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建设，不仅仅关乎香港的繁荣稳定，更是被赋予了代表中国服务全球的时代内涵。如果把港、深两地资本市场规模、资产管理规模、金融资产规模等金融指标简单相加，“港深金融中心”的规模和实力，不仅远超北京、上海，部分指标甚至超过伦敦和纽约。
登陆港股，意味着中国企业对接全球资本市场，这是中国企业的重要途径。迄今为止，中农工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诸如小米、腾讯等企业，均是港股权重股。内地企业占香港证券市场市值约六成，内地企业的成交金额占港股成交金额近八成。
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香港离不开内地，内地也离不开香港。香港的电源插口是英制的，陆客们访问香港时，往往需要准备一个转向插头，才能给手机充电。100多年来，融汇东西方文化后自成一体的香港，就是中国交接西方的转向插头。
2019年，我到访了华为在东莞的厂区，被精致而秀丽的园区所吸引，我们乘坐着欧式小火车，在园区的不同城堡之间游赏。在这片园区，华为将全世界的科学人才安置在这里，他们自豪地宣称，华为是一个全球科学家的大家园。
而在上个月，我拜访了深圳的大疆无人机，试图寻找创新的密码，一位高管的话，给我极大的启发。在今天的中国，大湾区为什么能成为创新高地，不止是人才，不止是政策，而在于它宽容失败的环境、有强大的容错能力。
试想，你是一个IT领域的高技术创业公司，在这里，你能找到富有雄心的创业团队，能快速申办企业，要研发产品，能找到最全的零部件厂商，只有你有Idea，周边的加工厂能一夜之间做出来，接受市场的检验。
如果不成功怎么办？迅速调整方案，更换零部件，再做、再试、再去卖。而这样的过程，你可能要重复一千次。创新不是灵光乍现一招制胜，而是无数次失败之后的经验累积。
这就是大湾区。当你失败了，可以快速低成本的“从头再来”，这才是真正的创新环境。而当你的产品初步成功，需要扩大再生产时，深交所和港交所，提供了多样化的融资渠道供你选择。
那些引以为傲的高技术企业，就是在不断试错中，走出了中国式的创新路径，取得了全球领先的地位。
广东省人民政府参事、深圳大学教授魏达志认为，当前，虽然出现了逆全球化的现象，中国一些要素型企业也搬往越南、搬往东南亚其他国家。但这样的情况并不可怕，中国特别需要深圳这样的核心引擎城市，发挥出科技创新的动能，用几何级的倍数去获得成长空间，使中国出现更多的市场战略性企业、更多的跨国公司，用更好的产品去占领世界市场。
百年以来，珠江两岸的大湾区，从农业文明跨越工业文明、进而走向科技文明，这是这块土地演绎出的独特历史轨迹。
我们看到，从中原迁入的客家人、从此处下南洋的中国人，冒险而来西洋商人、从北方南下的打工妹……都怀着梦想赶潮而来。今天，海归的知识群体，其他国家的科技人才，也朝着这里集聚走来。
大潮起珠江，这大潮涌动了上百年，咸湿的空气弥漫周遭，大湾区一直张着双臂，迎接着前来追梦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