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金：“疫”过留痕——从心理学看疫情的影响
原创 张文朗，邓巧锋等 中金点睛
后疫情时代报告系列之一
摘要
全球大爆发的新冠疫情将对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和资本市场带来什么样的深远影响？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要有跨学科视野。我们试着从社会心理学视角出发，在总结人类历史上重大疫情的影响的基础上，探讨新冠疫情可能留下的“痕迹”。简而言之，新冠疫情的影响可能不是“昙花一现”，而可能在较长一段时间内改变人的行为与社会发展，并给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遇。
起源于上个世纪末的流行病心理学表明，当一种新型且强有力的病毒出现时，恐惧“传染”、解释和说教“传染”、行为“传染”会在人群中出现，并扩大疫情的影响。新病毒会打破人们对风险已知的假设，冲击现有社会秩序，流行病心理也因此而产生。这种心理既产生个体效应，也会带来群体效应，同时可能会脱离流行病的实际情况而自我演变，并把疫情的影响放大。历史上几次重大疫情中确实有恐惧、解释和说教以及行为的传染现象，但是程度不同，本轮新冠疫情也有类似迹象。
社会心理学也表明，重大事件会导致个体人格重塑，并因此对社会发展产生比较长远的影响。重大事件通过影响人格结构的五因素（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性、开放性）而影响人的心理和行为。研究表明感情、事业和健康状况的重大变化都会影响人格，其中失业尤其是长时间的失业，会提高人的情绪性、降低尽责性和开放性。
14世纪黑死病曾对欧洲带来巨大的冲击，但研究表明，从长远来看，黑死病也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正面的影响。黑死病导致人们更多地关注现世的奇迹和美，从而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发展并催生了文艺复兴。黑死病导致医院职能从隔离病人控制传染的地方转变为治病救人的场所，加速了生命科学的发展。人们规避长途旅行，促进了地方大学的建立，并因为聘任不熟悉使用拉丁语的老师授课，使得英语逐渐成为主流语言。黑死病也促使人们理性思考，催生了早期公共卫生制度建立，以及建筑风格的转变。
新冠疫情今年对人类健康和经济发展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但也将对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并给资本市场带来新的机遇。每一份苦难都不会白费，疫情导致人们的生活方式或将更加绿色，个人和社会的卫生健康理念得到强化，居家办公可能成为一种趋势，而这将会对企业内部组织和成本结构、城市地价等产生深刻影响。新冠疫情加速无接触经济和数字经济发展，昭示经济新的增长点。支持无接触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将会加速发展，企业不同程度加大信息投入。另一方面，新冠疫情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有明显的差别，或加剧贫富分化，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将成为公共政策的重要议题。
正文
突破经济学视角看疫情
全球爆发的新冠疫情已演变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近期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在新冠肺炎例行发布会上指出，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彻底摆脱新冠疫情，除非有了疫苗。实际上，即使有了疫苗，其的效果也有待观察，也不能保证新冠疫情完全消失。这么大规模的疫情对人类社会将带来什么样的影响？疫情的影响是“昙花一现”还将是“梦去留痕”？对经济发展与资本市场有什么含义？
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超越经济学视角来分析疫情。我们试图借用社会心理学的框架，并结合人类历史上重大事件的经验来分析疫情可能带来的深远影响。我们认为疫情的影响可能不是“昙花一现”，更可能是“疫”过留痕，疫情带来冲击的同时，也对社会的发展带来正面的影响。
速写“流行病心理学”
要从社会心理学入手分析疫情的影响，我们首先要对流行病心理学有个基本的理解。据我们所知，流行病心理学说[1]由Philip Strong于1990年提出，这个学说主要基于两大经典假说。流行病心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是霍布斯《利维坦》一书的“霍布斯恐惧”（Hobbesian Nightmare）。霍布斯认为，人的天性中有三种因素（竞争、猜疑和荣誉）造成争斗，在没有一个共同权力慑服大家时，人们便处在所谓的战争状态下，即人人为敌（the war of all against all）。这意味着人类在遇到外在威胁时，一些不友好的行为可能随之而现。但另一方面，霍布斯也指出，人们又有和平安定生活的共同追求，出于理性，人们会自愿放弃或转让某些权利成立“利维坦”[2]，以结束各自为敌的状态。
流行病心理学理论基础之二是舒茨提出的现象学与社会关系学（Phenomenology and Social Relations）领域中的社会秩序一说。舒茨认为，日常生活中个人和社会所遵循的秩序或惯例（Routine），是在社会交往中逐步形成的，并成为群体的社会意识甚至是潜意识。不寻常且持续发生的事件，可能会打乱原有的生活秩序。这种事件可能带来两种极端结果：一是社会能较快建立新的秩序或惯例，并适应突发事件；另一种结果则是个体恐慌和社会失控，传统社会权威受到质疑。
那么，Philip Strong[3] 提出的“流行病心理学”有哪些主要内容呢？他认为，当社会突发一种新型、具有毁灭性的病毒时，新病毒会打破人们对风险已知的假设，冲击现有社会秩序，这期间语言媒介和社会机构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使得对病毒的恐惧可以被迅速传播到更多的人群，并可能激化其他危机，比如14世纪中期的黑死病，动摇了人们的宗教信仰，催生了文艺复兴。
在这种情况下，超强的新型病毒可能会引发医学版的“霍布斯恐惧”，霍布斯所说的人性原有平和掩盖下的恐惧开始显露，形成所谓的流行病心理。流行病心理可以实现人传人，既有个体效应也会产生群体效应，有传染近乎每个人的可能，同时可能会脱离流行病的实际情况而自我演变（Fear can feed on itself），夸大事实，因此而扩大流行病的影响。
简而言之，Philip Strong所提出的流行病心理学包含三大要素：
► 恐惧“传染”（epidemic of fear）：这是指担忧、怀疑等情绪传染（担心自己已经被感染，或怀疑别人会感染自己）；对新型、致命病毒的恐惧，担心会通过任何的路径如呼吸、尘埃等任何接触性或非接触性物质被感染。环境整体、人类、动物乃至非生物，都有被认为存在传播的可能。这种恐惧和怀疑可能并不符合实际情况，甚至蔓延至原本对疫情有理性认知的人。比如有经验的医生接诊艾滋病人，还是会感到害怕；随着确诊病例的上升，公众恐惧也会升温，同时会形成群体的无助感。
► 解释与说教“传染”（epidemic of explanation and moralization）：流行病的解释与行为，可能针对流行病本身，也可能仅是恐惧传染下的反应；当出现未知病毒时，并没有相关管控的惯例（Routine），早期人们的思绪会处于异常不稳定的状态，并不能断定这种病毒是否严重，进而可能产生集体迷失，关于病毒的起源和潜在影响会有成百上千种说法。所有重大流行病的爆发，都会引发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比如政府/上帝怎么能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谁应该受谴责？疫情对社会的潜在影响是什么？种种流行的解释中，病毒污名化和道德说教可能同时存在。病毒污名化和排外情绪升温，这与人们对病毒的害怕密切相关，可能会始于避免接触、隔离、谩骂等。而在病毒污名化、公民非理性的情况下，同时也会有道德说教现象。
► 行为“传染”（epidemic of action）：对流行病的解释不同，人们采取的行动也不同，某些行为（事后看来这些行为有的是理性的，有的是不理性的）可能会像病毒本身那样传染，出现所谓的行为“传染”。而流行病心理只有在有效控制流行病的措施和秩序建立之后，才能被克服，这需要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
三大“传染”是如何表现的？
Philip Strong所总结前述的三大“传染”确实在现实中存在。我们不妨先看看欧洲黑死病期间这三大传染是如何体现的，再看看这次新冠疫情期间有没有类似的现象出现。
欧洲黑死病期间（1347-1353）的三大“传染”
14世纪欧洲爆发的黑死病至今仍然谈虎色变，恐惧“传染”的现象非常严重，黑死病惨状和高致死率引发人们极度恐惧，甚至互相攻击，也出现父母抛弃小孩、丈夫抛弃妻子的现象。
解释和说教“传染”则体现为神学、占星学、迷信各种解释流行，还污名化化某些人群，当时许多人认为上帝在报复地球、世界末日将来临。也有人认为是犹太人污染水源，当时犹太人因被基督教徒排斥住在较远的地方，染病率低反被污名化。当时更流行的解释是，发生于1345年3月的土星、木星和火星的会合导致空气污染，产生毒气。
行为“传染”则表现再多个方面。比如，为驱逐毒气，人们会在街角落放火甚至坐在两堆火中间，燃烧香木并随身携带香包，为避免毒气入侵，人们不洗澡、不锻炼、拒绝亲密接触。许多信徒到教堂祷告，后期宗教行为演变为两种极端，鞭笞（苦修）和迫害犹太人。在前述行为应对疫情无效的情况下，许多小城建起隔离房，威尼斯首次实践对可疑人员隔离30-40天。
新冠疫情期间的三大“传染”迹象
我们所处的时代科学发达，信息灵通，新冠疫情也远不如黑死病那么恐怖，没有出现黑死病期间的那些迷信与极端的思想行为。但新冠疫情大规模爆发的初期，流行病心理学所描述的三大“传染”还是有所体现，尤其是那些欠发达的国家。
从恐惧传染来看，全球范围内各类媒体充斥与疫情相关的信息，甚至有谣言出现，这加剧人们的恐惧。还有反安慰剂效应，人们会放大身体的任何不适，甚至怀疑自己被感染，比如旨在指导防控疫情的咨询电话也被人们用来咨询自己是否感染了病毒。民众不敢外出就餐或远途旅行，当面交流保持一定的社交距离。
从解释与说教传染来看，疫情初期社会对病毒知之甚少，部分民众习惯于用自身的信仰来解释，而这可能是非科学的，那些宗教信仰比较普遍的国家这个现象似乎更明显。社会也出现指责现象，包括表达对管理机构的不满，甚至有少数污名化现象，另眼看待个别地区的人群。
行为传染方面，有好的行为习惯的传染，也有不好的行为传染。人们频繁洗手，外出戴口罩手套和护目镜，甚至穿自制的防护衣。无接触经济、宅经济概念兴起，教育文娱等谋求从线下转线上，云办公、云会议成为部分服务行业复工采取的方式；政府加大管控力度，如隔离疑似、社区封锁、暂停一切不必要活动、减少国际人员往来；但政府的管控措施可能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工作和自由，导致某些地区冲突频发，比如美国多州出现针对政府的管控措施游行示威。
“疫”过留痕
那么，上面所说的人们这些思维行为的变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有没有长远的影响呢？截至8月底，新冠疫情的日度新增病例并无明显放缓迹象，而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对人的心理和行为影响越深刻，重塑的可能性也越高。下面我们不妨从人格结构的视角来回答上面提出的问题，这里出发点是人格结构五因素模型（five-factor model of personality）。
人格结构五因素模型被许多研究证实和支持，也被众多心理学家认为是人格结构的最好范型[4]。人格结构的五因素从行为抽象而来，主要包括：（1）外向性（extraversion），反映个体健谈与乐于社交的程度；（2）宜人性（Agreeableness），反映个体亲社会、人际关系友好的程度；（3）尽责性（Conscientiousness），反映个体自我约束、组织和完成任务的能力；（4）情绪性（Neuroticism），反映个体神经系统的内外倾向，即情绪的稳定性；（5）开放性（Openness to Experience），反映个体智力、美学以及阅历的深度与广度。
社会心理学表明，重大的事件或改变人格，也就是改变上面所说的五个因素，进而对人的思维和行为产生长远的影响。换句话说，重大事件通过改变个体的感觉、思考和行为，进而调整、打乱或改变生活轨迹。当然，不同事件对人格的影响程度不同，不同人格对某一事件的反应也不同。感情、事业和健康状况的大变化都会影响人格。失业，尤其是长时间的失业，对五大人格都有影响，特别是提高人的情绪性、降低尽责性和开放性。而健康状况的变化，会使得个体选择性地参与活动和社交，进而会降低外向性、宜人性以及开放性，同时个体很难保持此前生活的有序和自律，进而尽责性也会下降。
新冠疫情较严重的国家如美国、巴西、俄罗斯等，失业率保持在历史高位已经长达1个季度以上。疫情下低收入人群无接触就业难度较大，其在失业期间加强技能培训的可能性也较低，即使将来重返工作岗位，也会对劳动生产率产生一定负面影响。有调研显示，美国7万美元以上的人居家办公的比例接近70%，而收入在2万美元以下的居家办公比例大约35%。
根据 Philip Strong的流行病心理学理论，流行病心理只有在有效控制流行病的社会秩序稳定下来才能被克服，而这需要个体和社会的共同努力。如果疫情迟迟不能稳定下来，疫情将会全方面影响人们的生产生活，某些短期影响或将长期化。换句话说，疫情的影响可能不是昙花一现，而可能是“疫”过留痕，这些痕迹有的可能促进社会的发展，也有的可能是不利的冲击。我们先看看欧洲黑死病留下的痕迹，再讨论一下新冠疫情可能留下的痕迹。
黑死病的痕迹[5]
黑死病促进了人文主义的发展与文艺复兴。人们开始质疑宗教信仰，异教徒涌现。“文艺复兴之父”彼特拉克认为人类是理性的、有感情的存在，本质上是善良、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反对基督教关于人类堕落和由此产生的原罪的教义。理想也不再是一种苦修，而是一种致力于恢复失去的人类精神和智慧的生活，即时享乐主义盛行。
由此而来的是，人们更多地关注现世的奇迹和美，而不是来生的希望，带来人们对艺术和自然科学的欣赏和对以人为本的知识的渴望。艺术家和作家在中产阶级的鼓励下，有意地抛弃了传统的中世纪风格，创造了新的文化。
黑死病也促使医院职能转变，并加速了生命科学的发展。此前医院只是隔离病人控制传染的地方，医院更关心人的灵魂而非身体，疾病被认为是对罪恶的惩罚。此后医院开始转变为治病救人的地方，并不再局限于理论和文本，而变得更具观察性和实践性，解剖学和外科成为大学医学课程的一部分。医学从哲学逐渐发展成实用的物理科学。随着专业医生越来越成为医院运作的中心，医疗服务变得专业化，出现了专门治疗不同种类疾病的医院或病房。
黑死病促使人们规避长途旅行，使得英语逐渐成为主流语言。随着抄写手稿的文化僧侣的死亡，欧洲人需要一种更好的抄写方式，这加速了印刷机的发明。寻求高等教育的人害怕长途旅行和遭受瘟疫，促进了地方大学的建立，并招募了当地众多教师。这使得从事基础教育的老师稀缺，新聘任的基础教育教师并不熟悉使用拉丁语。同时新崛起的中产阶级也不懂拉丁语，英语此后逐步成为英国乃至世界的通用语言。
黑死病促使人们理性思考，促进了早期公共卫生制度的建立。威尼斯建立了最早的公共卫生健康委员会，该委员会采纳医学专家而非宗教人士的建议，去管理当地的行医活动。针对流行病，各国开始建立起消毒、封闭以及聚集管控等有效应对措施。
黑死病也导致建筑风格发生转变。熟练的工匠和建筑商的缺乏迫使建筑师们努力追求更简单的建筑设计；黑死病前拥挤的房屋使得人们难以抵挡老鼠或其它害虫的侵害，瘟疫后对家庭建筑中私人空间的需求也在增加。
历史上其他流行病或者瘟疫也留下了一些痕迹。比如，1854年伦敦霍乱的影响。在时隔一百多年之后，当时发生霍乱的地区房价仍低于周围情况都相似的房子。有种解释认为[6]，邻居之间会相互影响， 瘟疫的突袭，使得人们收入下降，难以维持原有的生活习惯，这会使得周围的环境变差，进而中高收入人群就会搬走，这会进一步劣化该地区的居住环境，使其成为穷人聚集的低房价区。再比如1990年非洲疟疾，有学者的研究[7]表明，在疟疾频繁的地区，多民族群体往往是彼此独立的，很少融合。以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为例，历史上的疟疾对于如今的同族婚姻率仍有影响，可能是因为疟疾增加了民族认同感和同族通婚的文化。
“疫”过留痕：新冠疫情的潜在影响
那么，本轮新冠疫情会留下什么样的痕迹呢？我们的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关注。
生活方式或将更加绿色。居家办公可能成为一种趋势，而这将会对企业内部组织和成本结构、城市地价等产生深刻影响。多个办公软件使得部分行业的员工居家工作成为可能，这类软件甚至可以通过数据实现对员工工作的监测；企业则可以节省办公成本以及大城市员工的通勤时间；居家办公场景的行业也将更加受益（如笔记本电脑、小型打印机、人体工学办公椅等）。
人际关系或发生改变。人们的工作、购物、娱乐等活动可以通过无接触经济完成，这可能使生活变得更加环保，但人可能也会更孤立。社区或将需要更多的公共空间，比如建造更多的操场、社区中心和公园。
疫情期间空气质量的改善，或挽救了更多的生命。《柳叶刀-星球健康》有研究认为[8]，中国在疫情期间旨在遏制COVID-19疫情的干预措施改善了空气质量，减少了非COVID-19所致死亡，这一死亡人数的减少可能超过了中国因COVID-19而导致的死亡人数。
生活主场景的转换，将深刻影响房地产市场。正如居家办公可能成为一种趋势，写字楼的需求在中长期内或面临下行压力；零售、餐饮等行业若持续受疫情影响，或者转为无接触经济业态（如更多转为电商配送），这类商业楼宇租金也会承压。由于电商等无接触配送业态占比上升，其对仓储用地需求将增加；新基建也将催生对工业用地的需求（如数据中心建设等），工业用地或仍有一定需求支撑。
而人们生活主场景更多转向居家后，对家庭住宅的需求将升级，层次也更富于多元化。塞拉维《助家战“疫”大调查》的调查结果显示，新冠疫情之下，无论是租房还是自有住房人群，对改善住宅环境的需求上升，其中有52%的人群萌生买房或换房需求。人们对住宅的空间和功能（如可以消毒换洗的玄关、空间更大的客厅、配有书房、有独立卫生间的卧室）、通风质量、采光程度、小区物业质量均提出了更高要求，这或将更有利于设计建造高端住宅的地产开发商。
图表： 商业用地地价连续2个季度环比下跌
资料来源：Wind，中金公司研究部
图表： 疫情下人们改善住宅环境的需求上升
资料来源：塞拉维《助家战“疫”大调查》，共5226份调查问卷
发展理念出现变化。这次疫情的一个启示是，公共卫生危机来临时，社会应把健康放在首位。中国在较短时间内控制住疫情，与严格的管控措施紧密相关，团结、公平、责任和同情的价值观已经与经济活力和效率的价值观结合在一起。个人和社会的卫生健康理念得到强化，此次疫情后各个国家均不同程度地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的建设，个人生活和消费方式也会趋于绿色化，加强体育锻炼、多利用步行或自行车等代步工具，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流行。
危机可能会加速全球经济的分化。在发现并广泛使用的疫苗之前，一国内部以及各国之间的旅行限制仍然存在，即使在疫情过去之后，本地应变能力也将比全球效率受到重视，全球产业链长度或趋于缩短、本地化/或转向与本国联系紧密的国家（尤其是关乎民众健康、国家安全的产业）。
企业较高的债务将增加潜在的风险，并影响其增长能力。公共卫生危机和经济危机同时发生的惨痛经历将改变企业平衡风险和应变能力的方式，公司或将更注重经营的稳健性，风险偏好降低，投资扩张的动力下降（今年前7月国内制造业投资增速依然低迷，为-10.2%）。
无接触经济、数字经济加速发展。无接触经济不仅仅是机器替代人，也体现为机器赋能人。在中国，由于中国劳动力成本具有优势、人口密度大，数字经济的运用一定程度上降低服务业的技能门槛，这在中国体现为，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替代人。无接触经济将提升服务业的可贸易性，这对生产率、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有深远的影响。通过远程通讯、数字技术的应用，疫情下部分服务业仍可以继续正常运转，甚至实现telemigration（“远程移民”，一个人没有移民，但可以通过信息通讯技术和大数据的应用被另一个国家的机构所雇佣），这使得部分服务业成为可贸易品。而可贸易品意味着竞争和规模经济效应的增加，效率也会提升，进而对经济增长、经济结构有深远影响。
无接触经济昭示经济新的增长点。支持无接触经济的信息基础设施将会加速发展，今年以来中国5G、数据中心、特高压等新基建建设速度加快；疫情改变了信息系统投资的成本和收益，促使私人部门行为改变，企业不同程度地加大内部信息系统建设投入。
数字经济加速发展，个人隐私保护愈发成为重要议题。社区防疫显示大数据可以使得社区管理越来越精细化，但是对个人隐私保护的边界在哪儿，值得研究。而数字经济的规模经济和网络效应远大于传统经济，其走出国门的机会也愈发增多，数据主权也成为国际间竞合关系的重要议题。
疫情加剧贫富分化。新冠疫情对不同群体的影响有明显差别，中低收入人群由于面对面接触的工作占比会更高，转为线上的可能性较低，因此收入占比会下降，而高收入群体受影响相对较小。数字经济发展和技术进步提升效率，如何平衡效率和公平，将成为重要的公共政策和社会伦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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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州大学戴维斯医学院的公共卫生和普通预防医学医学博士
[2]霍布斯的《利维坦》一书，是系统阐述国家学说的著作，书中的无神论、人性论、社会契约论和国家的本质、作用等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有很大影响。
[3]Philip Strong， Epidemic psychology： a model． Sociology of Health & Illness， Vol.12 No.3 1990．
[4]该模型最早由Goldberg在1982年提出，McCrae & Costa （1987） 通过融合词汇学取向及理论取向中关于人格特质的研究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人格结构五因素模型的合理性。
[5]Larry Jimenez， 10 Good Things We Owe To The Black Death．
[6]Ambrus， Attila， Erica Field， Robert Gonzalez， 2020， Loss in the Time of Cholera： Long-Run Impact of a Disease Epidemic on the Urban Landscap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10（2）： 475-525．
[7]Matteo Cervellati， Giorgio Chiovelli and Elena Esposito， Bite and Divide： Malaria and Ethnolinguistic persity， Discussion Paper DP13437．
[8]Chen K， Wang M， Huang C， et al． Air pollution reduction and mortality benefit during the COVID-19 outbreak in China． Lancet Planet Health.2020 May 13．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0年9月3日已经发布的《“疫”过留痕：从心理学看疫情的影响——后疫情时代报告系列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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