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专访INSEAD全球指数执行董事： 欧美亚洲的风险投资交易正显著下行
“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全球创新的地理分布正持续转移。
新冠肺炎疫情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创新：一方面推动了卫生、教育、旅游和零售业等部门创新；一方面也给全球创新的增长造成了压力。
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独家专访时，欧洲工商管理学院（INSEAD）GII执行董事、GII合著者布吕诺·朗万教授（BrunoLanvin）表示，创新逐渐东移同全球经济东移高度相关，同时亚洲各国的政策也侧重于扶植创新活动；同时，目前疫情融资基金大多都流向卫生部门，可以看到的是，北美、亚洲和欧洲的风险投资交易显著下行，而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创新最成功的国家都必须是开放的。
全球创新核心区逐渐东移
第一财经：最新出炉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GII）显示，随着一批亚洲经济体——特别是中国、印度、菲律宾和越南——逐年在创新排名中取得显著进步，创新核心区域逐渐东移。其中的深层因素是什么？
朗万：是的。如你所说，全球创新正在东移。以亚洲而言，除了你刚刚提到的四个国家之外，从大排名上来说，新加坡在亚洲地区为第一，在全球为第八（这是亚洲国家在GII上的最高排名），其次是韩国，中国在全亚洲排第四。我认为这由以下三个原因构成：第一，近些年来，世界经济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亚洲，经济增长一直来自亚洲；第二，这一转变本身也是政策的结果：亚洲各国政府选择将发展作为本国优先事项，而作为一个具有竞争力的经济体，创新就是引领的动力；第三，这些国家把教育当作优先事项，培养技术性人才，这种对人力资本的投资，也可以极大地提高创新能力。我把这称为“脑力循环”（braincirculation），譬如，各国学生通过出国留学来了解跨国公司在全球是如何运作的，并带回相关经验。
用于资助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正在枯竭
第一财经：疫情的经济后果将如何影响初创企业、风险资本和其他传统的创新融资来源？GII的一项研究结论显示，用于资助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正在枯竭。这是为什么？
朗万：首先要意识到的是，直到2019年，创新融资的资金状况一直很好。今年以来，创新活动一直通过公共基金和私募融资进行融资，同时主权财富基金在这一领域也越来越活跃了：风险投资正变得比以前更为国际化，所以在2019年之前，情况不错。
同时，在创新融资方面，各方也都从此前的两次大危机中吸取了经验教训。第一次是2001年的科技泡沫，第二次是2009年左右的全球金融危机。
如果用风险投资来举例的话，曾经在2001年时吃过亏的风险投资就有了显著的进步，现在可以看到的是风险投资资本家早就回到了对硅谷和世界其他区域创业公司的投资之中。
2009年的情况和目前也不同，由于那是一场金融危机，在应对危机、防止本国银行倒闭方面，由各国引导的公共资金则发挥了很大作用。
而在2019年，可以看到的是，风险资本的大部分资金流向了独角兽企业，他们都在寻找下一个快速发展的企业，有不少资本将更多的钱投入到小型企业之中，这在某种程度上对创新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这一现象，但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新情况，并引发了一些担忧。具体而言，由于应对疫情，各国需要更多口罩、呼吸机等设备，在资金流向了卫生部门的同时，这可能会导致用于资助其他产业的创新资金正在枯竭。可以看到的是，北美、亚洲和欧洲的风险投资交易显著下行。
另一方面，由于复苏需要大量公共资金，譬如美国和欧洲都在制定宏大的一揽子复苏方案。这些国家需要解决企业破产这一最紧迫的问题，而这可能会对创新融资短缺产生不均衡的影响，处于早期阶段的风险投资公司、研发密集型初创企业以及处于风险投资热点地区之外的国家会感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
创新成功国家必须开放
第一财经：如此，创新资金缺口是否会加剧深化各国之间的全球创新鸿沟？由于疫情，是否也会出现重大研究项目或创新国际合作被中断等现象？
朗万：在撰写这13年的GII过程中，我们吸取的经验教训是，在创新方面最成功的国家都是开放的，譬如位于GII榜单前列的许多经济体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这些经济体规模小，所以它们也必须开放：一旦没有了国际合作和投资，这些国家就无法生存。所以开放和压力对创新而言至关重要。
而在国际创新合作方面，第一层面就发生在城市之间，研究人员、学者、科学家们建立了跨国联系，转化为GII创新质量。
举例而言，创新质量是根据国际公认标准的出版物数量来判断的，通常是英文出版物。由来自不同国家顶尖学者共同签署的文章数量逐步增多，因此，学术研究推动国际合作稳步增长。以正成为常态的人工智能研究为例，关于人工智能的文章总量虽然较少，且都是在同一所大学发表的，但它们通常由来自不同国家的作者共同完成。
第二层面发生的创新合作在企业方面，制造、设计和物流环节组成了长长的价值链，而在组件价值链过程中，知识共享的水平在不断提高。举例而言，直到最近，或者说五年前，苹果公司都还在一直稳步扩张研究和发展（研发）。
第三层面才是政府，主权国家相互签署协议，共同发展创新活动。在过去几十年里，这一情况也在稳步增加，譬如中国同法国一道，同英国签署了建造核电站的相关协议，这不仅仅是在建造一个发电厂，也是在产生新的想法。
因此，在大学、公司和政府三个层级之间，国际合作的例子数不胜数。但是我们今天看到了相反的场景，即有一些趋势会减少国际合作。在我看来这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
总之，在创新融资方面，唯有国际合作才能减少资源浪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