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秦朔丨中国大循环：从有限到无限
或许用“大循环”代替“内循环”是一个更好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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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0月，在北大光华管理学院读EMBA的广州企业家高伟应云南同学之邀，第一次来到西双版纳。
从景洪的嘎洒国际机场出来，他的第一感觉是这里的空气和广州不一样。玩了两天，发现这里“村村有佛寺，寺寺有佛塔”，建筑风格和广州也很不一样。再后来，觉得这里的傣族人都很善良，“估计是受南传佛教影响，老实得惊人”。
此后十年，高伟的生活有了西双版纳这个新坐标。他在澜沧江边买了高层洋房，后来又买了别墅，再后来干脆把事业重心转到这里，投资了一个国际康养小镇，背靠西双版纳最高的大黑山，前拥2500多亩的曼飞龙水库。因为项目太大，后来引入央企的保利发展作为大股东和操盘者，名字叫保利·西双曼湖。
“幸福在哪里，西双版纳告诉你。”这几年，在高伟的撺掇下，光是北大光华EMBA的同学已有十几人在西双版纳置业。他习惯去街边的米线店吃早餐，去菜市场买小耳猪的猪肉，去澜沧江边钓鱼，去朋友的茶室喝茶。他说：“我们很多人退休后就准备在这里养老了。”
西双版纳位于北纬21°，森林覆盖率约80%，拥有中国保存最完整的热带雨林，负氧离子含量特别高，还有“避寒之都”之称。
我一直觉得西双版纳特别遥远，但从上海飞过去不过三个多小时，回程时间更短。泛亚铁路的中线（昆明-磨憨-万象-曼谷-吉隆坡-新加坡）明年底会开通昆明到景洪这一段，到时从昆明到景洪只要两个多小时。中国第一条出国的高铁将大大带动西双版纳的对外循环。
2019年西双版纳接待国内外游客4853万人次，同比增长20%。
2016年，国务院正式批复设立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磨憨在西双版纳一侧，磨丁在老挝一侧，这将是中国朝向南亚、东南亚辐射的一个重要支点。
听说我是第一次到西双版纳，高伟说：“你也该出来看看伟大祖国了。”
我脑子里跳出一些地名。河南鸡公山，没去过；湖北神农架，没去过；湖南张家界，没去过；四川九寨沟，没去过；贵州黄果树，没去过；广西十万大山，没去过。
我说：“内循环的空间，好大啊！”
循环方为大。人不动，物不畅，国土虽广经济也不大。人人多动，物畅其流，经济自会活跃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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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11日，经济学家贾康从北京飞到鄂尔多斯伊金霍洛国际机场，参加康巴什金融经济论坛。
第二天，他在演讲中说：“出了机场看到，鄂尔多斯自然环境保护、生态绿化、树木花草与建筑物合在一起的景象，绝对称得上世界一流，欧美高水平也不过如此。当然内在的一些东西，如海绵城市、智慧城市、地下综合管廊等还有短板。”
鄂尔多斯以“羊煤土气”闻名，拥有中国羊绒制品的1/3、煤炭探明储量的1/6、稀土高岭土的1/2、天然气探明储量的1/3。
康巴什是鄂尔多斯新区，2002年酝酿，2004年开始建设。其规划设计由新加坡团队完成，城市布局从中心的成吉思汗广场沿道路和绿带向四面八方延展。成吉思汗广场长2.5公里、宽200米，道路两侧分布着国际会展中心、新闻中心、大剧院、文化艺术中心、博物馆、图书馆六大文化建筑。
康巴什所有电线、管线一次入地，市政路网一步到位，一楼一特色，一街一景观。2012年，全国旅游景区质量等级评定委员会公告命名康巴什新区为国家4A级旅游区。以整座城市景观为载体申报国家4A级旅游区，这是中国首例。
康巴什新区刚建成时，恰逢鄂尔多斯的房地产泡沫破灭，这里也被美国《时代》周刊称为“一座鬼城”。其实康巴什原来只有两个村庄的规模，人口不到1400人，建成新区后人口迁入有一个过程。目前康巴什的人口为15.3万人，按照建成区面积计算，已接近最初规划时“平均每平方公里规划人口密度为4000人”的标准（推算为15.4万人）。
鄂尔多斯也不像一些人说的，“羊煤土气”这“四大宝贝”已“四大皆空”。2019年鄂尔多斯GDP为3600亿元，排全国城市65位，人均GDP则排前五位。
鄂尔多斯靠着毛乌素和库布齐两大沙漠，经过近二十年治理，毛乌素已难见大面积明沙，库布齐则打造了5A级旅游景区响沙湾。康巴什新区领导说：“我们都不敢再治沙了，否则沙漠景观就看不见了。”
“鄂尔多斯是一座神奇之城，任何因传闻而来的人都会看到一部传奇。”我在论坛演讲中说。
“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最近的热门话语。
在西双版纳和鄂尔多斯的体验，让我把目光聚焦到大循环上。
西双版纳有三个多上海大，中国有480个西双版纳大。如果一个月去一个这么大的地方，要花40年才能走遍中国。
鄂尔多斯面积为8.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13.7个上海；常住人口208.76万人，相当于上海的8.6%。鄂尔多斯人口密度不到上海的1/150。这是多大的差异。差异产生向往。去年暑假我第一次去鄂尔多斯，在景区和酒店碰到最多的就是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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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角度，西双版纳和鄂尔多斯给了我不少启示。
尽管从经济发展水平看，中国各地有相当大差异，但从区域的自然禀赋、特色风貌和人民幸福感来看，各地可能并没有太大差距。哪里都有值得自己自豪的条件，哪里都可以谱写属于自己的美好篇章。
因此中国内部的大循环，不应该只遵循“梯度转移规律”，即经济和技术优势的扩散只能从东部沿海到中部再到西部。这一理论的假设是：东部沿海最先掌握先进技术，然后再按梯度向中等、落后地区转移。
事实上，需要看到，“反梯度转移”也是存在的。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一些经济学者（如当时在内蒙古工作的郭凡生）就提出，中国不但可以依靠发达地区原有的经济、技术、人才等优势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也可以开辟不发达地区依靠丰富的资源引进资金、技术和人才的“第二条致富之路”，随着资源型项目建设引进更多外资和技术，“将使不发达地区在露天采煤、超高压输电、大型火力发电、煤的液化、重化工、低温寒带的施工生产、三废处理、环境保护，以及应用微电子技术对开发建设和生产过程进行质量控制和管理等一系列重大技术上，居于国内领先地位”。
郭凡生说，先进的科学技术可以向商业和贸易发达区转移，也可以向智力和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区转移，还可以向资源丰富的地区转移。中国之所以在第三种转移走向上表现较差，关键是限制了国外先进技术向不发达地区的直接输入，也阻碍了国内发达与不发达地区的技术经济交流。
他举例，中东石油输出国在其石油资源开发前，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远比当时的内蒙古、甘肃、新疆等低得多，但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源吸引了国际上大量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使整个经济技术水平得到了超越性发展。苏联上世纪60年代开始对其东部地区进行开发，使用了大量西方贷款和技术，很多世界一流和苏联无法生产的勘探、运输、遥控等技术设备涌入开发区。世界上最大口径的输气管道、最先进的高压泵站、把石油开采时产生的煤气重新打入出油地层以便把油尽可能多挤压出来的先进技术、防止地下采油设备出现沉积物的高效化学剂等一系列重要技术，首先在这里采用。
郭凡生还提出，由于沿海工业过于集中，有些传统工业将向内移。但这种内移不应是将沿海使用多年的陈旧技术转向内地，而是新建的传统产业要布局在内地。“这种引进外资技术的工业内移，将使许多新技术革命中的先进技术在不发达和次发达区首先使用。”
贾康指出，今天在互联网等技术普及的条件下，内地一些地方的发展完全可以高起点规划，直接对接世界水平，实现“反梯度转移”。两种转移应该是并存的。
回顾历史，为什么中国很多能源条件优越的地方并没有成为现代化样板呢？
一是石油石化、煤炭、矿产等往往被视为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重要行业，因此引进外资全面参与不太现实，有一些技术引进，但无法形成推动先进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效应；
二是能源资源型产业基本都是资本密集型产业，偏于上游，和整个城市与社会的融入程度和知识外溢有限。这些产业的资产专用性也很强，一旦资源枯竭公司就萎缩了。
今天当中国的区域经济分化越来越明显，确实到了从两种梯度转移的角度考虑问题的时候了。比如赋予内地不亚于沿海的开放政策，在内地打造一些开放特区，将一些带动性强的高起点项目优先放到内地。
考虑到国际环境可能的变化，中国也要从全境角度寻找更多的开放突破口，特别是西南和东北。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王战提出，东北振兴要做好开放文章。
“东北和上海上世纪80年代以前同是指令性计划经济最严密的地方，为什么上海走出来了，东北没走出来？最关键的原因是它没有一个好的开放环境。东北应该跳开一步，比如在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地方，能够结合北极航线打造一个开放的地方，同时把大连、营口的门户做好。”王战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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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尔多斯距离包头130多公里，从包头到海口的包海高铁正在建设之中，经过鄂尔多斯。这条线设计时速为350公里，是中西部地区接合部的南北大动脉，跨越7省80个站，建成后是世界最长的高铁，为全国1/4的人口提供客运服务。
“用不了几年，全国人民会觉得鄂尔多斯真的不远。”
线下的高铁和线上的网络，的确在改变人们的时空感。这都是促进经济大循环的有利条件。
按照国铁集团《新时代交通强国铁路先行规划纲要》，到2035年全国铁路网达到20万公里左右（目前14.14万公里），其中高铁7万公里左右（目前3.6万公里）；全国1、2、3小时高铁出行圈和全国1、2、3天快货物流圈全面形成；20万人口以上城市实现铁路覆盖，50万人口以上城市高铁通达。
1、2、3小时高铁出行圈意味着什么？1是主要城区市域（郊）1小时通达，2是城市群内主要城市间2小时通达，3是相邻城市群及省会城市间3小时通达。轨道上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是呼之欲出的大趋势。
可以想象，由于更强大的交通网络，中国内部的互动、交融以及资源配置，都将变得更快，更加便捷。城市群的发展和生产力的空间布局，将更加紧密和高效。
交通条件的改变将带给内地更多机会。王战说，以前我们做西部开发，就是想把东部产业转移过去，但建厂、销售都要考虑运输成本。从区位经济的角度来看，西部开发要因地制宜。
他举例，贵州过去交通很弱，2004年贵阳国际机场的客流量只有150万人次，而周围的桂林、广州、重庆、昆明等都是满负荷的。“我们建议贵州做旅游规划，打造泛珠三角旅游的集散机场。贵州率先打开支线空域，高铁、高速公路也都相继起来，现在整个贵州经济发展就上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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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大循环不是走封闭之路，而是继续开放，更加开放。这一点最近已经很清楚了。关键是循环而不是内。开放为大，因动而大。或许用“大循环”代替“内循环”是一个更好的说法。
“大循环”的本质是促进资源更加自由、高频、高效、集约、科学地流动和配置，它既包括新基建这样的“时空压缩型”战略，也包括在同一城市内部实现更加优化的空间布局，还包括在区域之间、产业之间、部门之间、所有制之间用多种形式打通壁垒和阻隔。
最近我在广东调研时看到，一些地方的工业化大大领先于城市化，某些村级工业园依然沿袭着改革开放之初“村村点火、户户冒烟”的局面，被锁定在一种“低水平富足”里。这就需要以整个城市的全域为载体，进行总体规划调整，比如在那些高度工业化、城市化的区域实现完全意义上的城市化，优化产业结构，同时将这些区域中存在的部分农地指标置换出去，加入到那些生态条件较好、农业比重较高的地方，做好农业和生态保护的更大文章。这事实上就是用新的循环打破固化、僵化、不合理的格局。
我国有很多资源特别是行政性的牌照、许可等，都固化在地方、部门、产业、企业里，别的地方、部门、产业、企业进不来。这里有大量跨地方、跨部门、跨产业、跨所有制的重组、并购、代替的机会。但不少长官意志是宁可让其慢慢没落，或用输血助其苟延残喘，也不让别的力量参与变革。
抓住权力不放，捂住资源不放，一定要破这样的局。不破，好循环、新循环、活循环、高效循环就立不起来。
我经常去不同的地方，越来越感到，对一个地方的发展来说，社会资本比物质资本更重要。社会资本是信用、信任、民风文化、创业精神、法治保障、尊重人权和财产权等的总和。
我看到，现代化程度比较高的地方，通常的特征是：干部和企业都说市场的话，干部和社会都说百姓爱听的话，在外来人（如投资者）面前，干部上上下下都说一样的话，说的和做的基本也是一样的，同时在政府内部，各级干部可以说不一样的话，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话。
而在比较落后又不思变革的地方，通常的特征是：干部和企业都说官话，干部和社会都说官员爱听的话，在外来人（如投资者）面前，干部上上下下说着不一样的话，说的和做的基本也是不一样的，同时在政府内部，各级干部不能说不一样的话，只能照本宣科地说话。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双循环的新发展实践中，如何将好的社会资本，从高水平发展之地“循环”到低水平之地，用好的东西涤荡不好的东西，这才是关键点。
社会资本，才是一个地方发展运作的芯片。
中国必须以开放之心向宽阔之处行，以进取之心向高质量发展的高处行。这样，双循环就将成为永不停息的自我超越和螺旋式上升，而中国也将在这样的动态的自我超越中，激发新的想象力和创新活力，从有限迈向无限。
（作者系中国商业文明研究中心、秦朔朋友圈创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