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田轩：补短板、锻长板，正确建构“双循环”
文"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 田轩
7月30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以“持久战”为核心词破题。
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召开的当日，大洋彼岸传来一个值得关注的消息：美国商务部公布的首次预估数据显示，美国国内实际GDP环比下跌32.9%，是季度GDP数据自1947年有记录以来最大程度的暴跌。当然，需要指出的是，美国的统计口径和我们不完全一样，是季度环比数据。如果和我们统一口径后，实际的GDP下跌接近10%。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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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做“持久战的打算”？
全球经济“金丝雀”衰退引发的蝴蝶效应
对于美国交出的这份期中成绩单，其实并不太意外。毕竟，目前美国新冠肺炎疫情的“失控”，是可以用数字来量化衡量的：截至北京时间8月7日，美国累计确诊病例超过503万，累计死亡病例超过16万。
更可怕的，是疫情对美国经济造成的系统性打击。当前，美国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都面临着进退维谷的局面。为应对新冠疫情所导致的经济下行与市场动荡，美国政府此前已经实施了前所未有的、几乎是“竭尽全力”的逆周期宏观政策：货币政策方面，美联储将联邦基金利率调至零利率，并实施了无限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以缓解金融市场中的流动性危机。财政政策方面，美国政府已出台规模达2.25万亿美元的财政刺激方案，体量相当于其GDP的10.5%。
此前，大规模的流动性释放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一定的成效，有助于缓解债务市场的压力，增强美国国债的流动性，缓解金融危机，暂时遏制金融市场的恐慌。但这样的政策长期来看，将会带来负面的效果：预算紧张、资产负债表持续扩张，加剧了财政支出和债务负担。同时，大量的流动性流入了虚拟经济而非实体经济，推高了金融资产价格、积累了资产泡沫、加剧了金融风险的聚集。
面对可能会出现的下一轮疫情冲击，美国未来的宏观政策空间和弹药已不足，进入到一个进退两难的尴尬局面。随着量化宽松的边际效用逐渐递减，市场风险将会逐渐暴露，市场恐慌情绪将难以转变，将会进一步导致资本逃离、美元贬值，陷入经济黑洞。
因此，我们的判断是，由于疫情对于美国经济造成的长期性、持续性的冲击，短期内很难扭转，美国经济大概率会进入严重的衰退。
不盲目悲观，但也绝不能盲目乐观。作为手握美元霸权的国家，美国经济的一举一动都将引发全球经济的蝴蝶效应。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自然也无法从风暴造成的漩涡中全身而退。
由于美国仍然是全球最大的经济体，关系着世界各国的对外贸易，美国经济若进入衰退，势必会拖累全球产业链、全球贸易，对于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来说，都将造成严重威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速的最新预测分别为下降4.9%以及下降5.2%，为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在疫情没有得到完全控制前，世界各国长时间处于疫情防控状态，将沉重打击全球产业链，导致生产成本上升，消费需求下降，特别对于产业链不完善、依赖外需的国家来说将会难以承受。
未来，对内我们还将继续进行疫情防控的长期性工作，并需要与复工复产相协调，稳步推进经济秩序的恢复；对外，国际环境的不确定、不稳定性，不会一夕好转，需要长期艰苦的应对工作。因此，“持久战”不仅是一个高屋建瓴的国家战略定位，更应该是所有国民都深刻领悟的战略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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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战，怎么干？
经济发展取决于技术创新的竞争，但最终是两种制度、两条道路的竞争。局部冲突和摩擦不可避免，但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旋律。日益升级的中美摩擦，不仅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国内经济形势发展的核心逻辑，也是全球经济演变的最核心逻辑。
在纷扰的外部环境变化中，如何把握核心逻辑，是对我们冷静、理性和定力的一场重要考验。我国经济具有高度的韧性，相对比美国经济增长乏力，受疫情打击严重，现在还完全没有控制疫情，经济恢复遥遥无期。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目前正是我们最好的发展战略机遇期。
一、补短板、锻长板，正确建构“双循环”
从今年全国两会、近期企业家座谈会强调“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到中央政治局会议指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措辞上由“逐步形成”变成“加快形成”，这一切都表明中央已经认识到了问题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解决问题的紧迫性。
值得注意的是，“国内大循环”并非完全摒弃国际分工，也不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向，而是意味着我们的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事实上，中国的内部循环绝非回到“闭关锁国”，而是通过国际产业链、贸易链的重构，使国际循环更好地为国内循环服务。本次政治局会议提到的“继续扩大开放”，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点。对于国际循环而言，一方面，中国通过“一带一路”标杆效应，带动东盟、中亚、东欧、非洲快速发展，同时以“磁石效应”持续深化与东盟、日韩等周边经济体的双边贸易，拓宽供应链的广度；另一方面，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中国制造”的技术附加值，在对冲人口红利消失的同时，控制住供应链上游的主导权。
我国当前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深厚的熟练产业工人储备、先进的物流系统、庞大的消费市场规模和日益提高的营商环境，这些都为我国实现“国内大循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对于我们目前具有的“国内大市场优势”，绝不能单纯地认为，中国市场大到可以容纳出口型企业的所有产能，而是要发挥国内广阔市场的优势帮助企业渡过暂时的难关、稳定经营并提高竞争力。外向型企业出口转内销，不是放弃海外市场，恰恰是为了帮助出口型企业渡过困难时期生存下来，同时保住已经建立的外销渠道。
面临当前国际形势的巨变，我们要通过充分发掘内需潜力、完善国内产业链体系、降低综合融资成本、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进高水平区域经济一体化等一系列体制机制改革的推进，来抵御外部风险。
中国要向前发展，势必要冲破旧秩序的藩篱。特别是在决定中美关系走向的历史十字路口，我们不能因为外部的纷扰打乱自己的发展节奏，而更应该保持冷静、理性和定力，专注于修炼内功。而这一内功，就是技术创新。此次政治局会议指出，适应当前复杂严峻的经济形势，加快形成新发展格局，必须“更多依靠科技创新”。未来，我们应进一步重视自主创新以及科创企业发展，通过金融等多种工具为其赋能，同时在制度环境、政策环境、社会环境、舆论环境等方便给予保障，让创新者敢创、能创、真创，通过创新突破技术“卡脖子”问题，使得“国内大循环”的路径更为畅通，为打赢“持久战”积蓄持久动力。
二、宏观政策向精准、长期均衡要效益
在7月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货币政策的表述，有一处改变比较关键：“保持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合理增长”，不再明确提“降准降息”了，而在5月份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相关的提法为：“引导广义货币供应量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合理增长”。从“引导”变为“保证”，意味着宽松政策应该不会在今年轻易退出，但尾声逐步接近，要降低宽松预期。
可见，对于用“放水”来解决一切的宏观调控思路，我们要保持警惕。对于未来的宏观调控政策，宏观政策“落地见效”将替代“加大力度”，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有为、精准导向、效率和质量，将成为首要考虑的问题。
对于货币政策来说，如何拿捏适度，为经济发展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条件，将成为最核心的工作思路。未来，货币政策将回归常态，以稳为主，一些非常规政策手段可能会逐步退出，在基本面继续维持宽松的情况下，具体措施上会更加注重结构性的货币政策，防范资产泡沫的风险。
对于财政政策来说，今后，相对于“积极”，“质量”和“效率”这两个词的分量会更加重要。资金不是问题，落地将成为关键。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同比大幅下滑接近11%的情况下，财政存款竟然还明显高于去年同期，说明政府在今年上半年远超去年的赤字融资中，还有很大的一部分没有落地。可以预见，随着这部分仍然闲置的财政资金的落实使用，地方政府民生和基建项目将得以加速落地，今年三、四季度的实体经济也将会得到进一步提振。
三、就业优先，以底线思维化解社会内部压力
网络上有一句流行的话，“贫穷限制了想象力”，这句话充分反映了我国目前拉动居民消费的困境：由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由收入所支配的居民消费实际上并不能与其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相匹配。最突出的表现，是房地产对消费形成挤出效应明显——快速上涨的房价，意味着家庭基本的购房需求要耗费更多的杠杆空间才能得以消化。无数工薪家庭数十年都行走在房贷的巨大压力下，许多年轻人的梦想，也逐渐迷失在城市不断上涨的房租中。房地产这部魔幻现实主义大戏，不断侵蚀着居民的消费能力与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
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加的背景下，下半年经济怎么干？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牢牢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消费作为内需的“稳定器”，对经济增长十分关键。目前，我国仍有六亿人月收入在1000元以下，消费扩容潜力巨大。面对这一巨大的潜在市场，促消费将是一场持久战，它不是高层政策一厢情愿的买卖，也很难一“促”而就，需要消费者有稳定的收入预期作支撑。因此，保障就业成为维系社会稳定大局、有效拉动内需的重要一环。
今年两会提出的“六保”、“六稳”，正是要为破除供给制约提供政策上的保障。7月30日政治局会议还首次提及“青年人”群体，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疫情对青年人就业影响”，把高校毕业生就业作为重中之重。近期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对新型城镇化问题和农民工就业问题做出相关部署，指出：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进城农民就近打工就业提供机会。
保就业、保收入、促消费，除了政策上的直接引导，保障中小微民营企业也是重要的一环。作为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毛细血管”，占我国企业总数90%以上的中小微民营企业，创造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GDP、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更重要的是，它们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
7月30日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用深化改革的办法优化营商环境，实施好国有企业改革三年行动方案，继续扩大开放。”作为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路径，混合制改革将破解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困境，加之今年5月底出台的《民法典》，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保障得到了法理基础和制度支撑。未来，政府还应该在降本、开源两方面继续强化对中小企业的扶持——除了政府减少开支为企业背成本外，通过货币政策精准“开源”与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建设的持续推进，努力根治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顽疾，共同助力中小企业恢复发展韧性、增强发展弹性。
四、发挥制度优势，抓住战略机遇期
1953年至今，我国已制定和实施了13个五年规划。今年是十三五规划的收官之年，也是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关键之年。不同于以往的任何一个五年规划，十四五规划是一次将中国经济由旧模式跃迁到新常态、由低质量发展旧路径切换至高质量发展新道路的全新再出发。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都是制定五年规划，而今年在制定十四五规划的同时，也将首次制定未来十五年的“远景目标”，这充分体现中央把十九大提出的“从2020年到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十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战略部署落地落实的坚定决心。
只有坚定地成为一个长期主义者，不仅仅着眼于短期利益，才更加有利于我们制度优势的发挥。不是仅局限于短期问题的解决，而是更加关注中长期、基础性、全局性的趋势，做好长期斗争和打持久战的准备。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从要素投入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的转变，未来我们要更加依赖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在这其中，抗击疫情所展现出的制度优势、广阔巨大的国内市场、世界各国中最为齐备完善的工业体系还有吃苦耐劳、勤劳智慧众志成城的民众，这些都是我们不断向前的重要力量。
同时，我们必须要看到，我们目前还面临着很多不平衡不充分的情况：一是地区不平衡不充分，西部地区人民收入水平还相对较低；二是产业发展的不平衡，在金融科技等产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同时，其他一些产业还比较落后；三是人民收入的不均衡。而这些不平衡不充分的应对和解决，也正是未来我们巨大的红利所在。
当时间集聚的力量被推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如何在战略风险与战略机遇之间权衡判断，做好设计、重塑，可能将成为中华五千年文明得以再次嬗变、跃升的重要一步。
发展在根基，机遇在长期。面对新一轮大规模的经济布局调整，在尊重中国自有内在发展规律和逻辑的基础上，赋予新时代斗争精神以更强的耐力和定力，我们才能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