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对各个领域产生的影响，进一步凸显“健康中国”战略实施的重大意义，让全社会对“健康经济”发展空前重视，也对健康经济与管理学科建设和相关研究，提出更多任务与挑战。 在此背景下，2020年9月19-20日，“第三届中国健康经济发展论坛”举行。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希参加会议并发表演讲。
耶鲁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陈希发表视频演讲陈希的演讲主要涉及“经济史给我们的启示”、“社会福利政策经济评估反映出来的结论”、“如何权衡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到资源配置以及激励机制的改善”、“领导力所带来的效应的不同”等六个方面。
陈希表示，“我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节目做的图表，美国疫情防控有九宗罪和十宗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检测的问题。和美国最好比较的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美国几乎同一天发生第一个确诊的案例，美国用了100天时间追赶上韩国人均的检测量，这100天病毒传播是呈几何数上涨的，导致这段时间病毒非常大的扩散，使后面的疫情得到无法控制，前100天是决定性的。”
陈希指出，“在流行病爆发的阶段快是非常重要的，快显现在经济的评估，可以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各个国家正确的应对措施。美国在第二季度GDP损失按年均算的话，大概在31、32%。每天大概损失是170亿到160亿左右的美金。如果早一点实现公共卫生强力政策，拯救出来的生命，如果把生命用它计算成统计价值，在环境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经常所用的工具，避免的损失或者说收益更大了。”
他继续表示，“与此相对应的是，加大公共卫生政策措施、检测、隔离手段，顶多只花零头，但是投入和产出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跟美国2万亿经济疏困计划是分解，只有1300亿用在和公共卫生相应有关的方面，给医院以及医生护士就更少了，只占大概不到8%，主要的公共卫生的危机，疏困计划只有不到8%用于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很显然手段远远不足以应对危机。”
此次会议由将由武汉大学董辅礽经济社会发展研究院、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北京大学中国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昆山杜克大学全球健康研究中心、华中科技大学医药管理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等联合举办。
以下是全文实录：
陈希：非常感谢顾海教授的主持，感谢主办方的邀请，远隔重洋，也显示出在疫情下面人类认识，用新的科学技术能够更紧密进行交流沟通和传播知识。非常感谢前两位讲者精彩的分享。
我本人也是研究老龄化政策，陈董事长高屋建瓴的演讲，受益很大。毛教授演讲正好引入了我今天想讲的题目，我是希望从经济学的思维上面反思各个国家在防控疫情上面，以及更长远卫生健康领域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尤其是我过去十几年一直在美国求学和工作，把中美两个国家放在一起是最有可比性的，这次正好显示出公共卫生政策以及政府和民众扮演的作用，导致非常不同疫情的结局。
我演讲的内容包括：一是从经济史给我们的启示，经济学是研究人的行为，行为方面有什么可改进的地方；三是社会福利政策经济评估反映出来的结论？四是如何权衡经济发展和公共卫生。权衡决定用多强的公共卫生政策，不以牺牲经济发展为代价，同时能够拯救更多人的生命。公共卫生的外部性很重要。五是从新冠肺炎疫情看到资源配置以及激励机制的改善。六是领导力所带来的效应的不同。
一、在新冠肺炎疫情，美国失业率是非常高的，尤其在3月底的时候，一周最高达到600万，之后降到500万，累积还有1000多万的新增失业在疫情以后，带来很大的社会危机，更多是从失业和社会需求的角度，美国的共识是第一波疫情还没有结束，第二波已经重燃。第二波疫情和第一波很不同的是由于复工复产过早，年轻人暴露在病毒面前，他们的感染年龄下降，这也是欧洲和美国对比很明显的地方。美国的十多岁人群中，第二阶段传播疫情中间占了主要的群体，他们的死亡率是很高的，带来劳动力市场在供给方面也产生了冲击。新冠肺炎疫情疫情既是需求的冲击，也是供给的冲击。
经济史做了很多的研究，1919年还有六几年各种流感的研究，和1918年规模相当，美国有两个很好的例子，即mimeo以及mortality两个城市，弗洛伊德事件也是发生在此，公共卫生政策关闭城市交通和经济早晚不一样，左边那张图上往右的，公共卫生政策更强。
反映经济和老百姓健康指标来看，疫情之后的2—3年判断很明显，mimeo当时执行很强的公共卫生政策，很早封城了，劳动力就业率恢复非常快，远快于另一个城市mortality，每10万人口的人数远低于写，强烈的公共卫生政策牺牲了极短期的经济增长，在中长期来看，既挽救了生命，也恢复了经济的增长。
洛杉矶和就旧金山的比较得到相似的比较，有的时候不需要看到一百年前的进展，看看中国在一清早期所做的强力防控措施也可以看得出来，疫情到2月底在武汉以外的地区新增案例非常少了，说明强力的公共政策非常重要的，到底要公共卫生还是经济？经济由公共卫生引起，不解决公共卫生问题，短期的经济增长保证住，长期恢复也是非常缓慢的。
处理好第一张疫情非常重要的是可以预防第二波，1918年很类似的，1918年第一波疫情发生在夏天，死亡主要发生在秋季，随着季节性转变，户内活动增多，人口流动的特征，疫情是更加棘手，尤其是和流感交汇。中国强力的防控腾出很大的精力，为可能第二波一定范围的疫情控制做了很好的准备。，在这个领域美国做得很不够。
我根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的节目做的图表，美国疫情防控有九宗罪和十宗罪，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检测的问题。和美国最好比较的国家是韩国，韩国和美国几乎同一天发生第一个确诊的案例，美国用了100天时间追赶上韩国人均的检测量，这100天病毒传播是呈几何数上涨的，导致这段时间病毒非常大的扩散，使后面的疫情得到无法控制，前100天是决定性的。
美国确诊人数是非常多的，如果按照每一天确诊人数来看检测量，美国甚至到6月份没有赶上韩国，这个指标反映的是，根据疫情严重决定是否做了相对应的检测量，美国一直是花了6个月的时间才超过韩国。
在流行病爆发的阶段快是非常重要的，快显现在经济的评估，可以作为分析框架研究各个国家正确的应对措施。美国在第二季度GDP损失按年均算的话，大概在31、32%。每天大概损失是170亿到160亿左右的美金。如果早一点实现公共卫生强力政策，拯救出来的生命，如果把生命用它计算成统计价值，在环境经济学、健康经济学经常所用的工具，避免的损失或者说收益更大了。
与此相对应的是，加大公共卫生政策措施、检测、隔离手段，顶多只花零头，但是投入和产出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跟美国2万亿经济疏困计划是分解，只有1300亿用在和公共卫生相应有关的方面，给医院以及医生护士就更少了，只占大概不到8%，主要的公共卫生的危机，疏困计划只有不到8%用于解决公共卫生危机，很显然手段远远不足以应对危机。
这是全球经济学发表最早的一篇文章，中国强力的措施到2月底为止，湖北以外基本上已经没什么疫情了。中国有大量的措施，特别强调两个措施的重要性，一是家庭户外活动的限制，二是小区封闭管理，分别拯救了4000到6000人的生命。中国公共卫生政策来看，有140万感染得到了避免，因为武汉封城，我们测算的是湖北以外减少的感染数，还不包含湖北以内的。同时也避免了56000人的死亡，这是估算出来的，通过针对政策的分析。
强力公共卫生手段在一开始防控起到很大的作用，也会避免大量人员死亡以及带来长期经济影响，无论是从中国的案例以及美国的案例都可以看得很清楚。个人的防疫行为来看，美国2019年的研究，美国人不愿意戴口罩，美国个人的防护并没有按照公共卫生防疫的做法呢？最新的一项研究，美国因为是从东北部开始逐渐西进，用什么样的手段衡量呢？对于政府或者是公共卫生引发的问题呢这些人居住的地区，拓荒运动是需要奖励特立独行者，这样的人群可能更加不遵守公共卫生措施的。和数据拟合也是最好的。
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在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创伤最严重的行业，横轴是工资，纵轴是失业的概率，服务业受创伤是最严重的。
右边是按照收入划分每个人的流动性，在疫情以后，这是美国大规模的数据，反映出来收入越低的人，流动性变化越少，也就是他们的工作不灵活，该做什么还得做什么，导致了疫情在工作岗位中进行传播。
如果有一个比较好的社会福利政策，可能会起到很不一样的作用，也是欧洲疫情比美国疫情控制特别好的原因，有两个政策很重要：一是失业救济金，失业以后是不是立刻找工作才能收入。美国的失业救济金不是全部覆盖的，并且很快就到期了，所以两党一直没有达成共识，中间耽搁了很久。二是带薪病假。在美国有一大半的州没有这项规定的。
作为研究经济学的人，如何反思政策能更优呢？在遇到大的流行疾病的时候，往往刚开始处于恐慌或者是对于病毒了解较少，很可能会全面封城，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事后，如果总结出这些规律，在将来发生大流行的疾病中间，可能会起到自用。比如说过去20年有非典等几个事件，我们的模型用了一般均衡公共经济学的模型权衡公共卫生和经济发展，武汉采取封城的公共政策，大部分人居家了，因为有很多的强制因素，因为要阻隔病毒的传播。算出来最优的模型可以得出，如果把城市和城市之间网络当做社会的社交网络，城市A和城市B的城市网络，中国有太多的城市，有300多个地级市那就是300乘300的社会网络链接，只要隔离或者限制其中5%左右，就可以达到今天同样的效果，相当于中国20—40%之间的人口，人口限制了以后可以达到相同的效果，但对经济的冲击就会非常少。
（PPT）左边这张图是中国前50个城市旅行限制过紧，可以放松，右边的城市是旅行限制要加强的，为什么要加强呢？有两个原因，这些城市和疫情中心交往非常密切，存在溢出效应很大。有些城市和疫情中心都是大城市，同时输入城市辐射力也很强，理论模型推出来这样的城市也需要更大的限制，比如说广州、上海、北京，精确测算每个城市所需要做的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