塔塔钢铁公司（Tata Steel）的交易似乎是最后的稻草，这打破了投资者对德国蒂森克虏伯（ThyssenKrupp）首席执行官海因里希·希辛格（Heinrich Hiesinger）的信心。甚至在希辛格（Hiesinger）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与塔塔钢铁（Tata Steel）董事长N·钱德拉塞卡兰（N Chandrasekaran）达成交易时，谣言加工厂都在为即将到来的出口加班。
这笔交易花了将近两年的时间才能实现。签约的延迟和组织方式只是希辛格（Hiesinger）退出的两个原因。实际上，在几个方面进展缓慢，这似乎使CEO失去了工作。
对希森格施加压力的方式为印度公司及其利益相关者提供了一些教训。在印度，股东积极主义的案例很少见，而且很少成功。可能需要仔细研究蒂森案例以获得灵感。
关美国的活动家股东瑞典基金Cevian Capital（持有蒂森克虏伯18％的股份）和Elliott Advisors（持有少于3％的股份）都指责德国公司过于廉价地放弃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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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盛（Goldman Sachs）表示，蒂森克虏伯的业务价值比早先达成的协议高出十亿欧元。自从这两个团体开始交谈以来，蒂森的钢铁业务比塔塔钢铁公司的表现要好得多，塔塔钢铁公司似乎在感知价值上造成了差异。
维权股东对希森格的经营方式和蒂森克虏伯公司的整体复杂结构表示了呼声。钢铁潜艇专业公司有许多单位，包括利润丰厚的电梯。股东一直要求蒂森克虏伯成为一家控股公司，并且单独列出各部门以释放价值。
自从海森格（Hiesinger）接任以来，蒂森（Thyssen）的业绩相比其同业差。自2011年1月Hiesinger上任以来，蒂森克虏伯的股价下跌了28％。
从表面上看，Hiesinger得到了支持，但它来自监事会的负责人，在德国公司架构下，监事会位于管理委员会之上，并且通常与首席执行官保持着友好的关系。监事会主席乌尔里希·莱纳（Ulrich Lehner）赞扬了海辛格（Hiesinger），他说这使蒂森克虏伯摆脱了“现存危机”，并使公司为未来做好了准备。他说，没有希森格，今天就不会有蒂森克虏伯公司。
但归根结底，对于印度公司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教训。一定程度的股东积极性可能是个好消息。
在印度，有一些股东激进的案例，但在许多情况下，发起人由于拥有大量股份而设法摆脱了自己的行为。
印度的股东积极性可以追溯到2010年初，当时SEBI强制要求披露与国内共同基金有关的投票政策。阿克苏诺贝尔（Akzo Nobel）是最早的案例之一-股东高声反对三个发起人持有的非上市实体与阿克苏（Akzo）的合并。但是，合并获得了足够的票数，因此得以进行。同样，尽管有很多机构投票反对，但塞萨·果阿（Sesa Goa）和斯特雷特（Sterlite）合并虽然是一项公然歪曲的交易，但还是进行了。
塔塔汽车公司某些主要高管的薪酬在2014年7月遭到股东的拒绝，因此，股东积极性再次受到关注。但是，在2015年1月进行第二次投票时，股东批准了加息。
最近的成功故事是雷蒙德（Raymond），2017年6月，股东拒绝了以低于市场价格的价格将其JK House出售给其发起人。
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股东们对蒂森克虏伯的看法是反对公司业绩或要求改变高层管理人员的声音。发起人仍然可以投票反对异议的声音，但最终会发生变化：资金将要求公司经理更好的表现。
引用了埃利奥特（Elliott）的一位基金经理的话，他指的是希森格（Hiesinger）：“如果德国国家（足球）队这么长时间没有赢得一场比赛，它还会有同一位教练吗？”如果将相同的逻辑应用于所有公司经理，那么我们可能会有许多CEO寻求新工作，并最终获得业绩更好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