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新冠开启大变革时代：全球经济分工合作模式终结，现行宏观政策已入绝境| 凯丰视角
【“凯丰视角”是美国匯盛金融 Horizon Financial 首席经济学家陈凯丰在界面新闻开设的专栏，基于一线经历和一手信息，从华尔街传送新鲜、独到的全球宏观视点】
2020年应该是载入史册的一个年份。从年初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全球经济形势被彻底改变。虽然目前疫情还没有被彻底消灭，可以很明确的结论是人类今后的发展方向将会和过去几十年完全不同。21世纪的20年代，很可能将是开启一个大变革的年代。
信任缺失威胁原有产业链全球贸易面临结构性下滑
新冠疫情对全球贸易的冲击极为巨大。笔者认为，过去高度有效，各国分工，低冗余度的产业链结构很有可能会一去不复返了。
从1992年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以来，全球经历了近30年的自由贸易大发展。其中比较标志性的事件包括1994年美国、加拿大、墨西哥成立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北美自由贸易区建立后，美国农产品大量进入墨西哥市场，而墨西哥的制造业接收大量美国和加拿大转移出去的就业和投资。这对于三国的宏观经济都是有正面作用的，但也导致大量墨西哥农民和美国、加拿大的产业工人失业。北美自由贸易区成立后的十年，外贸占美国宏观经济的比重由19%跃升到30%。而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也是极为重要的事件。从此，全球大量制造业产能开始转移到中国，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国经济总量开始高速增长，从城市化速度到减少贫困人口，都创造了人类经济史的奇迹。
但是新冠疫情暴发后，为了检疫、控制病毒传播等种种原因，全球各国之间的交通运输基本上陷入瘫痪。全球跨国航空运输量下降97%。即使到了疫情暴发半年后，绝大多数国家之间都没有实现正常的客运和货运。今年二季度全球贸易总额下降30%以上，目前看来下半年也没有快速改善的迹象。不管是货物贸易还是服务贸易，面对面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在长期无法实现有效沟通的情况下，很难实现全球贸易的复苏。
全球贸易目前面临更大的问题是信任缺失。高效的产业链、零库存、专业化分工的前提是高度信任。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之间发生多起限制关键原材料、中间产品以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严重影响了贸易体系的互相信任关系。比较严重的是医疗健康产业，现在多个国家开始提出重要药品和医疗器材实现本地化生产，确保不再发生短缺问题。食品、电子器材、汽车配件等行业也发生了产业链中断的案例。
实际上，全球目前各大行业的通病是产能过剩。国际贸易过去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全球分工，根据各国的比较优势实现高效率生产。但在各主要经济体都在推进本地化生产的趋势下，全球贸易面临长期结构性下滑。世贸组织总干事、巴西前外交官罗伯托·阿泽维多今年5月辞职，主要国际组织负责人史无前例地在任期中期辞职，代表了他对国际贸易前景的悲观失望情绪。
大规模减税已难以为继 财政政策将有根本变化
过去三十多年，全球各国财政政策的核心就是减税。美国里根总统上台后开始的大规模减税，被各国政府效仿。美国最高收入人群的个人所得税从上世纪70年代峰值接近90%不断下降。里根、克林顿和小布什任内都大幅降低了个人所得税。特朗普上台后略微有所上升，目前是40%左右。
过去三十多年，各国也竞相给企业减税。欧盟的爱尔兰成为发达国家中税率最低的国家，从1982年的50%直线下降到12.5%，吸引了大量跨国公司把税务总部放到爱尔兰。美国2017年年底的税改也直接把企业税从38%降低到21%。全球各国都有大量经济特区，维持极低的税率。笔者看到的研究报告中提到，全球很多跨国公司实际税率接近于零。比如美国的亚马逊公司，市值超过一万亿美元，但是基本上缴纳的所得税接近于零。
大规模减税政策有助于企业股东获得极高回报，但付出的代价就是各国财政收入不佳，长期出现财政赤字，政府债务率都居高不下，而且不断上升。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最近提出的经济纲领核心就是给企业加税。他计划将企业所得税从21%提高到28%，同时点名提出对于亚马逊这样过分避税的企业，设立最低税率15%。
新冠疫情暴发后，各国政府都开始大规模增加政府支出，用于医疗费用、失业救济等。目前很多西方国家低税率高支出的财政结构不可持续。在疫情导致各国经济衰退的情况下，很难实现降低财政支出。唯一的出路就是政府提高税率，同时提高个人和企业的所得税，提高消费税、遗产税、关税等。因此，今后我们面临的可能是各国不断提高财政收入的政策。
长期负利率太贪婪极端 货币量化宽松已到极限
和财政政策一样，新冠疫情暴发后，过去40年的全球货币政策也面临根本性的转折。上世纪80年代初期，美联储有史以来最强硬的主席沃尔克推行的超高利率“打断了通货膨胀的脊梁”，也给后来40年降息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国债利率从两位数到一位数，再从一位数到零，可以说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次从债权人到债务人的财富转移。但是，多国中央银行仍然贪得无厌，把利率降低到了负数。实际利率，也就是存款票面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是负的情况，属于金融压抑，属于惩罚储蓄者，帮助借款人。在票面利率降到负数的时候，可能就是西方谚语里说的“走出太远的一步”。
笔者一直认为，过去十几年的宏观经济学界，包括多国央行的经济学家推动的货币政策太贪婪、太极端，结果就是物极必反。在日本央行、欧洲中央银行推出负利率后，欧洲和日本的保险箱销量大增。储户们的朴素逻辑就是“我可以把现金放在家”。2009年比特币发明后，各种加密货币大行其道，核心原因也是力图避免各国央行的金融压抑。实际上，欧洲的某些不道德的经济学家甚至在实行负利率后，鼓吹现金非法，希望强制把社会资金挤入负利率的银行存款。人类5000多年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负利率，笔者相信这种违反最基础的经济逻辑的政策一定不会成功。目前对于欧洲经济的回顾研究也证实，实行负利率弊大于利。
除了负利率，各国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也已到达极限。不管是美联储的“无限量货币供应”，还是欧洲央行、日本央行的数万亿美元购买股票、债券、房地产信托基金等，都没有能够帮助实体经济增长。日本实行零利率后，二十多年经济停滞，已经证明宽松货币政策的边际效用接近于零。欧盟的零利率政策除了导致金融机构僵尸化，对实体经济有害无利。数据显示，过去二十多年，随着各国央行大规模释放流动性，货币流通速度不断减缓，发达国家经济体都面临通货紧缩的困境。
可以说，量化宽松除了创造股市和债券市场的泡沫化，加大社会贫富差距以外，没有太多正面效果。而股市长期牛市，除了创造少数富豪以外，对社会民粹主义愈演愈烈也有很大的助推作用。从英国“脱欧”到各国的社会动荡，很难说没有货币发行泛滥的副作用。美国有一项研究比较过去50年美国最低工资可以购买标普指数基金的份额，结果是拿最低工资的美国人可以购买的股票投资份额长期下降，可以说金融市场的牛市和低收入人群的关联度越来越低。
各国分工合作模式终结 新增长点来自科技创新
总结来看，新冠疫情后，全球各国经济都将面临非常严重的挑战。过去全球高度分工的产业链架构必然会被重置。各国政府在追求经济安全的同时，很大程度上将牺牲一些跨国产业链的效率。因此，预计今后国际贸易额将会下降，各国精细分工合作生产的发展模式也将终结。下一步的经济模式很大程度上将会围绕“当地生产，当地消费”的模式。从财政政策上看，发达国家的低税率、高福利、高债务的财政模式将结束。今后各国很可能会纷纷增加税率，扩大财政收入。从货币政策来看，靠降低利率、扩张资产负债表、释放流动性来刺激经济的做法已经到达极限。
实际上，目前从经济学界到华尔街已经有了大量的反思。有一种新的研究认为，由于各国的零利率政策，导致僵尸企业长期不破产，从而引发的产能过剩也是目前通货膨胀率低迷的一大原因。也就是说，中央银行的放水实际上导致了通货膨胀率下降。
从正面因素来看，在新冠疫情暴发后，全球科技企业整体业绩极为优异。比如疫情中微软公司客户两个月内对于技术应用的需求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正常情况下两年的增量。从云计算、人工智能到在家办公、远程学习、远程医疗的应用，新冠疫情成了科技革命的导火索，触发快速增长。除了软件，疫情暴发后的硬件需求也相应带动了芯片产业的全球快速增长。最后，疫情的严重程度也触发了各国政府对于医药、疫苗等医疗产业的大规模投资。可以说在经历了过去五年的低潮期后，全球药品行业的创新和研发将出现又一轮爆发性增长。数亿人的免疫需求，数千万人的治疗需求都将对生物科技行业有巨大的刺激。
笔者认为，走出新冠疫情后，全球经济的新一轮增长的核心将来自科技创新，希望来自生产力的增长，而不是各种刺激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