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正由收缩转入扩张阶段 跨周期调节需有新的宏观调控思路
作者： 管涛
[ 鉴于这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以往，故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过去的逆周期调节模式。跨周期调节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这将考验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技巧。 ]
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除按惯例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外，还研究了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会议从持久战的角度，除提出要“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外，还首次提出要“完善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实现稳增长和防风险长期均衡”。会后，市场对于“跨周期调节”主要从平衡短期稳增长与中长期防风险的角度进行了解读。
显然，这是“跨周期调节”的重要内容，会议公告早已言明。但这恐非“跨周期调节”的全部。当前更为迫切的挑战是，下阶段宏观调控当如何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前提下，经济由收缩向扩张阶段的快速转变。
中国经济增长正在快速由收缩转入扩张阶段
经济周期（Business Cycle），也称商业周期，一般是指经济活动沿着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所经历的有规律的扩张和收缩，是国民收入或总体经济活动扩张与紧缩的交替或周期性波动变化。现代宏观经济学中，经济周期发生在实际经济增速相对于潜在经济增速上升（扩张，也称正产出缺口）或下降（收缩，也称负产出缺口）的时候。
按照两阶段划分法，每个经济周期都可以分为上升和下降两个阶段。上升阶段也称为繁荣，最高点称为顶峰。此后，经济就进入下降阶段，即衰退。衰退严重则经济进入萧条，衰退的最低点称为谷底。此后，经济进入上升阶段。经济从一个顶峰到另一个顶峰，或者从一个谷底到另一个谷底，就是一次完整的经济周期。现代经济学关于经济周期的定义，建立在经济增长率变化的基础上，指的是增长率上升和下降的交替过程。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遭遇的传播速度最快、感染范围最广、防控难度最大的公共卫生事件。疫情令国内生产生活秩序受到巨大冲击，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为负。但是，中国将疫情防控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到3月23日，以武汉为主战场的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基本阻断。第二季度，经济稳步恢复，复工复产逐月好转，二季度经济增长明显好于预期。
市场普遍预期，中国将是今年主要经济体中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国家。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6月底最新预测，今年全球经济衰退4.9%，中国经济增长1%。据世界银行7月底最新预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1.6%。这意味着，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可能为4%左右，略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境内外市场机构的预测则更为乐观，预计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将接近潜在增长，全年增长2%~3%。而无论是国际组织还是市场机构的预测，从全年看，今年中国经济增长大概率将是低于潜在增长水平，处于经济收缩阶段，存在负产出缺口。
然而，即便保守的国际组织，对于明年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测也较为乐观。如IMF预测，中国明年经济增速将反弹至8.2%；世界银行预测，中国明年经济增速将反弹至7.9%。这都将高于中国的潜在产出水平，意味着中国经济在经历了短暂的收缩后，今年下半年或者明年初将转入扩张阶段。甚至，因为今年上半年的低基数原因，明年初不排除中国经济出现两位数的高增长。
面对经济收缩向扩张的快速转换需有新的宏观调控思路
传统的宏观调控大都是逆周期调节，以熨平经济周期性的波动。通俗地讲，就是经济收缩时，实施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经济扩张时，则实施紧缩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目标是避免经济过冷（较大的负产出缺口，通常伴随着较多失业甚至通货紧缩）或者过热（较大的正产出缺口，通常伴随着较高通胀和劳动力供给短缺），以对冲经济损失，缓释金融风险。
今年以来，面对疫情的严重冲击，中国政府坚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宏观政策立足于逆周期调节，加大对冲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积极有为，稳健的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努力把疫情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同时保持了政策定力并留有余地。
目前中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已取得重大成果。这充分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以及中国制度的强大优势。而且，中国的经验表明，只要疫情能够迅速被控制住，其对经济的冲击就是短期的、暂时的，是对帮助市场主体渡过难关的实质性帮助。
当前中国经济复苏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依然较多。一方面，中国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但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仍然突出，同时“内防反弹、外防输入”的疫情防控常态化，仍将从供需两端抑制经济的自我修复，就业压力显著加大，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困难凸显，财政金融领域风险有所加剧；另一方面，海外疫情仍在波浪式蔓延扩散，世界经济复苏前景不明，产业链供应链循环受阻，国际贸易投资萎缩，高杠杆、大泡沫的金融脆弱性进一步积聚；再一方面，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但疫情加速了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度调整，国际环境日趋复杂。
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总结国内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原因之一是“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其中一期是“前期刺激政策的消化期”。这个“消化期”，既有刺激时用力过猛的原因，也有退出时收手过快的因素，造成了宏观杠杆率过高、结构性扭曲加剧等“后遗症”。而应对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的本轮经济周期性波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宏观调控面临的风险挑战也前所未有。
美联储7月份的议息会议声明表示，经济的发展道路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疫情的发展进程。这场仍在肆虐的公共卫生危机将在短期内严重影响经济活动、就业和通胀，并对中期经济前景构成相当大的风险。鉴于这些发展，美国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决定将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现有0~0.25%的目标区间，直到确信美国经济能经受住近期事件的考验，并有望实现其最大就业和物价稳定目标。
8月初，美联储前主席耶伦在网络研讨会上表示，美联储将于近期完成对货币政策框架的评估，届时或将转向平均通胀目标制。她认为，这样的决定将使市场对美联储长期保持低利率抱有信心，并刺激经济活动和推高通胀。在平均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美联储会认为让通胀率略超过2%水平是件好事”。近日，旧金山联储的研究也指出，在当前环境下，通胀低迷已经迫使央行把利率维持在较低水平，限制了危机时期的政策选择，因此以平均通胀率为目标可能是一个有效的工具。
鉴于这次疫情引发的经济周期性波动不同以往，故我们不宜简单套用过去的逆周期调节模式。跨周期调节要把握保增长与防风险的有效平衡，既要避免对冲政策退出过迟产生更多后遗症，又要避免退出过快导致复苏夭折。这将考验宏观调控跨周期设计和调节的技巧。笔者认为，下阶段宏观调控要考量的因素应该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点：
首先，要对经济景气做出更加全面准确的判断。在经济复苏由供给端快速修复转向需求端逐步改善，经济逐渐回升时，不但要关注经济增长指标，更要关注就业和通胀指标，避免不成熟的政策退出。
其次，要注意分析经济复苏的动力源泉。如第二季度，经济恢复正增长主要是因为投资特别是公共部门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增强，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仍然低迷，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依然同比下降。要避免政策过快转向，抑制民间投资和制造业投资，以及消费需求的恢复。况且，保持宏观政策的连续性稳定性，本身也是优化营商环境的题中应有之义。
再次，要注意加强政策的协调配合。如要完善“货币政策+宏观审慎”的金融调控双支柱。其中，货币政策应该主要关注增长、就业和通胀目标，打击资金空转套利应该主要发挥宏观审慎和其他金融监管政策的作用。用货币政策抑制资产泡沫，有可能伤及实体经济，是因噎废食。再如，要加强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协调配合。财政政策偏重结构、货币政策偏重总量，二者协调配合，有助于形成激励相容和风险分担机制，提高疫情应对的政策效力，节约宏观政策的对冲成本。
最后，要打好“纾困+改革”的组合拳。制度是长期的、稳定的，政策是临时的、变化的。故在通过加大财政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降低疫情损失的同时，更要通过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继续扩大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活力，实现发展规模、速度、质量、结构、效益、安全相统一。
（作者系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