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中国财富论坛”于2020年8月22日-23日在青岛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出席并演讲。
在谈及“全球经济停滞”这一问题时，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在去年的一场对话中，曾把根本原因归结为全球的老龄化趋势，并且认为“社会福利支出太多”导致了这一问题，因此，解决的办法就要遏制住社会福利支出的增长。
格林斯潘还认为，由于中国老龄化的加剧，社会福利支出也在加快，这会挤压储蓄，导致投资不足，生产率不能提高等等问题。“他暗示的政策含义就是中国不要增加用在社会福利、社会保障上的公共开支，至少他说不要像美国那么多”，蔡昉表示，“可能他诊断对了病症，但是开错了药方，至少对中国是开错了药方”。
蔡昉表示，老龄化是全球趋势，不可避免的。但是有一些国家，有一些特殊的国情，比如中国是未富先老，可能面临特殊的挑战。
在其看来，老龄化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在减速的情况下，加上收入分配的恶化，富人虽然有钱，但是消费不了那么多，穷人想消费，但是没有钱，因此，只好被迫储蓄。
当储蓄大于投资意愿时，就导致了“三低”：低通胀率、低利率、低经济增长率。以“三低”为代表的美国经济的趋势，可以波及到所有发达国家，因而也就是世界经济的新常态，这就是长期停滞。
谈及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蔡昉表示，不会V字型复苏，“经济衰退非常快，但是复苏的时候会慢，迟迟不来。因此，至少在底部的时间会很长”。他强调，逆全球化趋势、世界经济长期停滞的状态，很可能因本次新冠疫情加速、加重、加深。而全球供应链正常运行所面临的挑战，又会导致世界经济的复苏在一个更恶劣的环境中进行。“因此，全球停滞不仅会继续，可能还会比以前更重”。
从中国内部来看，“未富先老”成为了一个重要国情。“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老龄人口以及最快的老龄化速度，可能构成我们未来的国情，也是制约我们经济发展的一些最重要的因素”。
蔡昉表示，人口的变化会经过两个转折点。第一个转折点是劳动年龄人口的增长，这部分人增长快、规模大的时候，劳动生产率就会非常强。当到零点、或负增长时，就会带来一系列问题，影响到潜在增长能力，人口红利消失。他称，我国2010年时，劳动年龄人口增长已经出现由正转负。
第二个人口的转折点是总人口的从正到负。蔡昉介绍，据学界预计，2025年-2030年间，我国总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
据其介绍，目前全球人口负增长的国家有20个，这些国家的大多数，与同等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上的国家相比，经济增长表现是差的。此外，人口增长从正到负的转变之年前后，都出现了经济增长的大幅下滑。
“我认为，这是总需求不足带来的问题，也就是说前一个问题我们可以看做是潜在增长率下降，但是只要能够按照潜在增长率增长，还是一个长期下降的趋势。但是如果需求因素不能达到潜在增长能力的话，增长速度下滑的速度就更快了”，蔡昉表示。
“我从来没有担心过我们的需求会制约潜在增长率的发挥，但是我们要继续改革，我们要比较潜在增长率，但是由于全球环境的变化，特别是新冠疫情之后，我们可能会遇到需求的制约，使我们的潜在增长率都达不到的话，那我们可能下行的速度就更快了”，蔡昉直言，这就是为什么要“两个循环”，主要是为了挖掘需求。
在其看来，如何应对三个主要的需求因素，是实现双循环的最根本的政策着力点。
外需方面，蔡昉表示，外需仍然重要。我国应该牢牢地利用比较优势，同时利用在全球价值链中的独特地位，连接性、韧性，坚定地不脱钩。
投资方面，蔡昉认为，对GDP的贡献率逐渐降低是正常趋势，同时投资需求支撑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性也越来越凸显。
第一，过度依靠投资实现高增长是高增长时代的特征，而不是高质量发展时代的特征，也是我们要解决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之一。
第二，我国潜在增长率长期向下，按照同样的逻辑，长期向下的趋势是“回归到均值”。
第三，我国外部环境、全球长期停滞还在继续发生，去全球化可能会加速，因此投资贡献也不一定会有这么大。长期高于其它经济体的投资贡献必然会下降，这可能是必然趋势。
消费方面，蔡昉表示，我国消费贡献长期以来比其它主要经济体低，特别是居民消费中农村居民的消费、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应该成为更重要的拉动经济的需求因素。因此，这应该也是关注重点。
蔡昉指出，居民收入有三个要点：收入的增长、收入的分配、再分配。蔡昉强调，GDP的增长和居民收入增长总体来看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不同时期跑赢谁是不一样，未来我们必须保持至少同步，否则很难长期可持续地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需求要求。
同事，蔡昉表示，政府应该大幅度地加大再分配力度，才有可能和收入分配、收入增长一块儿支撑中国的内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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