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秦朔：双循环的真义
1．
新冠、脱钩之后，2020年的第三个高频关键词出现了——双循环。
“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中长期问题，持久战角度，新发展格局。可见双循环不只着眼眼前，还着眼明年开始的“十四五”乃至更长时间。双循环不只针对美国对中国一直不停地强硬出牌，而是针对全球化大变局下“中国往何处去”的方向。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经历了三波恐慌。先是疫情在中国首先暴发的那段时间，关于海外订单锐减、外向型企业纷纷倒闭的恐慌；接着是关于外资会将在中国的供应链移走的恐慌；最后是美国对华为、TikTok封禁，并将越来越多中国企业纳入“实体清单”、不准向它们转让技术的恐慌。这三波压力次第袭来，再加上疫情本身的社会隔离效应，让2020年成为中国人多年来最为焦虑的一年。
在此时刻提出的双循环，是不是中国走向未来的钥匙、药方、火炬？
关键取决于我们如何透彻地理解。
最近几个月，我去了浙江、广东、江苏、山东的多座城市和企业调研，发现危与机是并存的，事在人为，只要不断在事上而不是嘴上磨练，心就会定。我们不能决定外部环境，但可以在外部的约束条件下，安身立命，尽量做好。
中国人往往比谁走得都快，关键是要走对方向。
结合调研和初步研究，我对双循环有如下一些看法。
双循环代表了中国螺旋式上升的新发展方向，是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开放和经济现代化的新版本。双循环绝不是也绝不应该是自我封闭、自给自足，而是内外打通、内外融通、内外促进。双循环的驱动力，既是中国内部大市场的规模，完善有力的生产配套体系；更是市场化改革的力量和对内对外开放的力量。双循环的关键不是内外问题，而是循环问题，是要继续推动一切生产要素更加自由、公平地流动，从而提高整个经济的效率，激发全社会的创新精神。
与其说双循环是对外部压力的一种回应，不如说是中国经济的一次重大超越。
2．
循环、流动、互动，这背后的经济学道理就是分工合作。分工合作让交易双方都受益。
任何一个经济体，其实都处在内外交融的循环之中，只是循环程度不同而已。
能不能不参与分工与合作？能，但那是效率很低、民生福祉很差的经济。在统制经济下，人们是简单生存，不是美好生活。
随着中国经济越来越强大，美国又对中国频频施压，现在网上经常可以看到“大不了不玩了”、“自己照样可以过好”的情绪。这种情绪的产生有合理性，但并不理性。
如果不参与国际循环，纯粹自给自足，中国的日子肯定没有今天好。
举两方面的例子说明。
一是资源的角度。2019年中国从国外进口了10.69亿吨铁矿砂，对外依存度超过80%；进口了5.06亿吨原油，对外依存度达72%；进口了9656万吨天然气，对外依存度达44%；中国的锂、钴矿石对外依存度约70%；大豆对外依存度约86%；中国还进口了210.8万吨猪肉和165.9万吨牛肉，虽然对外依存度不高，但增长幅度很高。2019年猪肉进口的增幅是75%，牛肉进口的增幅是60%。这都说明，我们很多方面的资源条件很薄弱，离不开国际循环。
有人说，中国不是有很多铁矿石吗？是，中国的铁矿石储量排名世界第四，占全球储量的12.35%，不算少。问题是中国的矿石含铁品位平均只有34.3%，基本全是贫矿石，要经过选矿富集后才能使用，而选矿过程成本很高，中国的铁矿选矿成本是世界三大铁矿石企业的两到三倍。进口更划算。
二是核心技术和关键零部件的角度，中国也离不开世界。
据海关数据，2019年中国进口了3040亿美元芯片，预计2020年仍将进口3000亿美元以上。工信部前部长苗圩曾指出，我国大多数装备研发设计水平较低，试验检测手段不足，关键共性技术缺失，底层技术的“黑匣子”尚未突破，一些关键产品也很难通过逆向工程实现自主设计、研发和创新；很多关键材料、核心零部件严重依赖进口，如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华龙一号”核电机组虽然大部分设备实现了国产化，但15%的关键零部件还依靠进口。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许志远的研究显示，在移动通信和软件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依然巨大。
先看移动通信，在FPGA（现场可编程门阵列）、DSP（数字信号处理）、AD/DA（模数-数模转换）、射频收发、功放、低噪放、驱动放大器这7个方面，全球排名前5的公司没有中国的；在滤波器、天线、基站设备这3个方面全球Top5有多家中国公司，其中华为在天线和基站设备上位居第一。
再看软件，在操作系统、中间件、数据库、存储管理、虚拟化、安全软件、ERP、CRM、办公软件这9个方面，全球Top5公司中没有一家中国的；在桌面OS、手机OS、云OS、物联网OS、IP核、EDA、CAD、CAE这8个方面，中国公司也很薄弱，只是在桌面OS上基于Linux进行二次开发，在手机OS、物联网OS和EAD方面有所布局。
最近还看到仪器设备方面的一份报告。美国《化学与工程》杂志公布的全球科学仪器公司Top20名单，8家是美国公司，7家是欧洲的，5家是日本的。中国企业在高端光学显微镜、透射式电镜生产方面几乎是空白。
前不久我请教工业富联（601138.SH）的一位高管，在工业互联网方面中国和国外的差距表现在哪里？他说，不是设备，不是模具，是高端工业软件、高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以及工业网络协议等。
我参观过多家中国的智能手机企业的生产线，其中的关键设备（如贴片机）基本依赖进口。
一旦离开国际循环，中国不少产业将难以转动，甚至失灵停摆。
3．
反过来，世界也离不开中国，而且越来越离不开。
因为中国是世界最大的市场之一；有非常完善的基础设施（如高铁运营里程占全球的70%）；有成熟的配套体系；有不断改进的营商环境；最重要的，中国有全世界最广泛和强烈的企业家精神。所以中国能给世界带来机会和利益。
就在脱钩之声不绝于耳之时，我们还看到了这样的情形——
随着最近理想汽车和小鹏汽车在美国上市，中国三大造车新势力（还有蔚来）已经齐聚美国资本市场。贝壳找房网的上市也非常成功。今年已经有20多家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
1~7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769.8亿美元，同比下降2.3%，而根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发布的《2020年世界投资报告》，2020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资的流量将下降近40%。相比起来，中国仍是外资的热土。如果以人民币计算，1~7月中国实际使用的外资还增长了0.5%。
据商务部统计，今年1~7月外商在华新设企业18838家，其中日本新设企业415家、美国860家、韩国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国296家、德国245家。一些数十亿乃至上百亿美元投资的大项目（如巴斯夫、埃克森美孚、荷兰皇家壳牌）正在推进中。
很多跨国公司都表示，不会迁移在中国的产能。除了因为中国制造的产品性价比高，还因为中国本身就是大市场，像苹果、耐克、乐高、宝马、奔驰等在中国的生产，很大部分是要在本地销售的。
一个总体的趋势，不是中国和世界脱轨（脱钩只是局部的、选择性地调整），而是更大的挂钩。
中国商品出口在全球商品出口的份额还在增加（14%左右），这说明了中国制造的价值；很多跨国公司在中国的销售额不断增加，这说明了中国市场的价值；外资在中国股票和债券市场的持有量上升，证明了中国潜力的价值。因为中国具有生产和市场的双优势，所以中国在“走出去”和“引进来”两个方面都有竞争力、吸引力。
4．
该应对的应对，该反制的反制。但最重要的是把自己的事情做好。把自己的思想清理好。
1）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中国经济早已是内中有外（国内市场国际化），内外交融，内外一体。两个大局其实是一个统一的大局，内部循环和外部循环也是同一个大循环。
2）加入国际循环就要按国际规则办事，不断提升企业的合规经营、竞争中性的水平，如此才能更好地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最近撰文说：“你太小的时候，出门搭大人的便车，别人不在意，也不会认为你占了便宜，不会认为不公平，但当你长大了，块头大了，别人的看法就会不一样，你出门就得自己打车或自己开车，至少你出门是要付出代价，这样才显得公平。”）
3）循环就是让一切经济要素开放流动，公平流动。今天要促进国内大循环，一定要给所有经济主体平等的待遇、产业进入的公平，一定要打破国内市场上的各种阻碍要素流通的显性和隐形障碍。各行各业都要学习移动支付那样的便捷、普惠与通畅，而不是在区域之间、所有制之间、城乡之间、身份之间、部门之间设置那么多带有歧视性的阻碍，金融、教育、医疗、内容与传播、数据服务等领域尤甚。
4）要促进双循环，中国还要更大力度地开放市场和行业准入，更好地包容与服务国际经济要素流入中国，扎根中国，由此提升中国经济的竞争水平。人民币要成为国际货币，从最根本上说，是中国经济要有高度的法治化，稳定可预期，并能为国际投资者提供兼具宽度、深度、安全、流动性的市场服务。
5）中国自身要更加开放，对周边和国际也要更加开放，凡是愿意同我们合作的国家、地区和企业，都要积极合作；要努力建立双向互动的各种区域化经贸合作关系，推动完善更加公平合理的国际经济治理体系。
6）要使国内大循环成为主体，就要通过资源配置的市场化、法治化、科学化，让经济效率提高、回报提高、可支配收入提高，如此才能提振消费。
不是因为“内”就有机会，是因为“循环”和“以外促内”，以开放促市场化改革，中国才有新机会。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要素流动是不是自主循环了？要素价格是不是由市场决定了？要素配置是不是高效公平了？企业家精神是不是更有保障了？制度性交易成本是不是不断降低了？
市场化改革和对内对外开放引领了过去几十年的中国经济。今天，我们需要在历史的新起点上，将市场化改革和开放推向新阶段，新纪元。只要我们自己不给自己设卡设限，谁都卡不住我们的脖子与未来。
（作者系《第一财经日报》前总编辑）
第一财经获授权转载自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