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杨老师的基建课堂
近日，在地方政府投融资领域，同时出现了两项新闻：
一是贵州某县平台挪用教师工资、克扣贫困生补助，被国办督察通报；
二是两家银行因违规为地方政府提供融资等问题，两家银行被银保监开出了大罚单。
当这两项新闻同时登上热门，提醒着我们一个事实：如今又到了严打地方政府违规融资的时候。
积极财政的另一面
由于疫情、国际环境与经济周期的三重影响，今年一季度的经济形势异常严峻；由此出现了近年来力度最大的积极财政政策，通过政府投资发力托底经济。
这一次的积极财政主要有三大政策工具：
增加财政赤字达到3.6%，并将新增的1万亿赤字全部用于转移支付，用于弥补地方财政收入下降产生的缺口，维持地方的正常运转与稳定；
发行1万亿特别国债，并通过特殊转移支付全部安排给地方，用于抗疫专项支出与医疗卫生等专项公共服务设施投资；
全年共发行3.75万亿地方专项债券，通过政府专项债券的形式专门用于基建投资支出，并形成实物工作量、带动国内经济需求。
在积极财政发力的同时，为了维持经济的平稳与企业主体的存续，上半年的货币政策宽松异常。作为地方政府重要投资工具的融资平台也获得了久违的大幅宽松。今年1-6月的城投债净融资额达到了1.6万亿，创下历史新高；部分资信较强的城投，还在宽松中创下了发行利率的新低，可谓春风得意。
然而，当经济运行回复平稳、疫情基本得到控制后，宽松的货币政策走到尾声。此后，不仅融资平台的融资环境出现了大幅转向，积极财政在短时间内大力度的支出带来的后遗症也正在显现：
第一，积极效果未达预期。
在如此大力度的积极财政政策下，经济快速恢复平稳，但具体的投资效果离预期的仍然有较大的距离。比如规模创下新高的专项债券，存在资金沉淀、违规挪用、项目不完善等诸多问题，导致实际投资效果与预期仍有一定背离。
第二，地方债务风险仍在。
地方债务问题是多年悬而未决的问题之一，尽管在经历了2018-2019年的去杠杆后，地方债务的风险初步得到了控制，加上两轮债务化解，地方债务已有好转迹象。但在宽信用、地方政府与融资平台快速再加杠杆后，刚刚远去的债务风险再次回归，重新成为了急需解决的棘手问题。
第三，部分地方再现乱相。
虽然有积极财政的托底，但由于政策工具的资金均为定向使用，且地方债务的挪腾空间几近见顶，导致部分地方财政进入了近年来最为困难的时期，保障正常运转已经非常艰难。地方财政的艰难势必导致地方违规融资的情况再现，并且随着近期市场资金成本的上升愈演愈烈。
正如每轮积极财政过后所面临的情况一样，大量快速投资必然造成不少的问题与后遗症。在定性“三季度经济恢复超预期”后，各部委与金融监管机构即将开始重新排查风险与监督整改，最大限度的将问题尽快排查解决，避免出现更大的问题与风险。
基建投资托底内循环
严打地方违规融资，意味着这轮基建投资已经结束了吗？并非如此。虽然疫情已经基本过去，但我们仍处于“后疫情”时代；国际环境与经济仍然存在很强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我们仍然需要基建投资来托底内循环。
从近期各部委的政策趋势来看，基建投资发力只是刚刚开始。无论是发改委提出的“县城补短板”与新型城镇化，还是中央提出的“两新一重”，以及核电审批的开闸，都将持续带来大量投资；并且明年将是“十四五”规划的发布年，各项新的投资计划都将陆续发布，再次推动国内经济的循环。
因此，如今严打地方政府违规融资也隐含着未来投资的考量。一方面是需要阶段性的排查风险，避免出现系统性风险；另一方面是通过督查倒逼地方政府真正落实项目、加快工作进度；同时还将把地方政府的成绩单作为未来政策工具分配的参考。
政府投资的内部之争
在每轮积极财政、政府投资发力之时，也有一个问题值得瞩目：谁来负责花钱？
从2020年的政策力度来看，财政无疑再次成为了决定性的主导力量。但专项债券的投资效率与风险仍然存在一定疑问，并且专项债券的发行规模也存在上限；如果2021年基建投资还需继续加大力度，还能继续加码专项债券吗？
显然，发改委提出了新的思路：通过政府投资铺底、撬动信贷与债券等市场资金的进入，用于投资县城及县级市城区，兼顾镇区常住人口10万以上的非县级政府驻地特大镇、2015年以来“县改区”“市改区”形成的地级及以上城市市辖区，将公共服务设施、环境卫生设施、市政公用设施、产业培育设施4大领域共17项建设任务作为建设重点。
与使用专项债券投资的模式相比，发改委的新型城镇化模式具有资金去处更清晰、偿还资金更明确、运作模式更市场、政府债务相对少的特点；并且有相对更成熟的资金监管、投资决策程序。这让2021年的政府投资额度、模式分配有了新的可能；未来的政府投资项目，或许不再专项债模式独大。
结语
综合来看，今年的四季度注定是不平静的。其中既有为了排查风险、阶段性严打地方政府违规投融资的时刻，还将有决定、公布明年政府投资力度、模式的关键文件。
2020年，真是见证历史的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