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六大知名经济学家建言国内经济学教育：如果光是方法没有思想，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忠告与建议）
来源：经济学家圈
姚洋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第一个忠告就是，我们的青年经济学家要做有用的研究，不要只做那些能够发表的研究，这是浪费生命。我们很多的年轻老师就是纯粹的为了发表而发表，最后都不知道自己做的啥研究。我就不说这个研究对社会的贡献了，这个对他自己积累知识都毫无意义。我觉得我们对年轻老师的要求就是做有用的研究，起码你对你自己有用，对中国更加了解了，你问心无愧说你对中国更加了解，我关于中国的只是有所积累，我对经济学有一点新的哪怕是小小的那么一点贡献，这是很基本的要求了。如果说大一点的要求就是你对中国的历史进程有没有影响。一个学者，就不说回到北宋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你生活在中国这么一个伟大的时代，这么一个剧烈变化的时代，而你做的那些研究跟中国毫无关系，这不是浪费了你的生命吗？
第二点，是年轻人要集中在一个领域有所突破。就算领域比较小，你集中精力做下去，写个三五篇文章，你在那个领域就立足了。国外好多年轻人，特别是做应用研究的，哪里有数据到哪去做。那你的领域是什么？回答说我是应用经济学。完了，应用经济学哪能成为一个领域啊。比方说国际金融是个领域，劳动经济学是个领域，当然其中还有很多领域，哪怕是说妇女研究，一个小分支你能做出很好的研究来，你在这个领域很快就会得到别人的认可。
第三个忠告，是国内发表和国外发表要平衡一下。因为现在各种评价体系都是以国外发表为主，所以大家都赶着去国外发表，国内发表就不太重视。但是你生活在中国，你要是想对中国有影响，国内发表是不能丢的。当然了，在国内发上好杂志也不那么容易，也得费劲，但是你一旦发了之后，你的影响恐怕比在国外发表要大一些。所以国内国外的发表要兼顾。
李稻葵
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院长，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CCWE）主任
我觉得我们国内的经济学研究现在有形，但是无神。有形无神，如果用戏剧的说法来讲，就是一个戏剧演员，他的形象很漂亮，动作、甚至唱腔都有了，但是他不传神，没走心。说的更严重一点、更具体，就是现在国外一切的工具我们都学会了，国外的一些写文章的形式也有了。比如做双差分啊、随机实验、随机一般均衡，动态随机等等都学的快的很，但是就是没有神。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到底从中国的这个土地上，能创造什么样的经济思想呢？我们有哪些是讲出来西方人一听，觉得这个东西有意思，他们以前没有想过的？让他们觉得中国这70年的经济实践，尤其是过去40年，提供了一个新的思想，但他们有些方面可能没注意到的。
我们缺少的是就是经济学思想，如果光是方法没有思想，那么任何的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也好，他对经济学的贡献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跟上一个答案的第四条是紧密相关的。这么多年，中国经济作为一个学生做的是非常出色的——考试成绩一下子从D甚至于F提到了A-。但这个学生讲不出来，我为什么能提高，这样别人就老怀疑你回家你抄作业，也怀疑你考试作弊了。我们经济学的研究人员，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中国经济这个学生考试成绩从F提升变成了A-的这个过程讲清楚。要告诉全世界同行，中国经济这位优秀学生，他过去做对了哪几件事情，这几件事情经济学里以前没有研究过的，或者没有强调过的。那这几件事情，其他学生也可以学。比如非洲，甚至于印度也可以。你如果学会了，你成绩也能从F变成A-。你把这个事情讲清楚之后，别人自然就不会指责你在作弊呀。
所以我觉得经济学的研究需要形跟神真正的结合。我自己过去两年一直在跟同事们一起努力，在清华大学成立了这个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ACCEPT），我们要干的事就是这件事。我们在国际上搞了一个政府与市场经济学国际学会。我们在经济学里面提出应该需要有个分支，就是研究政府在市场中的作用和它的行为。不是说把政府从市场中拎出来，去想政府在干坏事，或者是干好事。而是我们把政府就作为市场中的一个重要的参与者，我们来研究他的行为是怎样子的，什么时候他可以干好事，什么时候他干的不对，干坏事的话怎么能够把它的激励搞对。
我认为这个事情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不光是中国，美国也有这个问题。中国是有心得的，从中国的实践出发，我们研究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经济学的道理，而且我们这个经验也能够为人类的其他的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做贡献。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中国的学者也为经济学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了。
刘元春
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
我觉得中国经过过去四十年，学习现代经济学的先进理念。通过双轨制等一系列的改革开放举措，创造了中国的双奇迹的发展，首先是中国智慧本身在这上面得到了很好的展现，这为我们在理论上的创新提供了最为充分的养分，但是第二个是我们目前理论本身的积累，从初期以西方经济学的宏观、微观教材为基础的普及阶段，进入到要把中国实践纳入到西方体系的中国化阶段，再到真正地创造中国经济学的新阶段。过去这些阶段我们从改革开放的思想解放过程中学习了现代经济学的一些理论，对于我们传统的政治经济学进行了很好的中国化和时代化，为我们下一步真正的创新和构建中国特色的中国经济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我们的学者要有真正把论文写在中国大地上的学术敏感性、责任心，还有就是我们要有平台为我们的学者来构建中国经济学来创造一定的环境。
所以目前来讲我觉得第一个是我们大量的学者具有现代经济学的基本训练，具有理论的创新能力和条件。第二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在中国实践的基础上，在中国政策的制定上，已经提供了一整套系统的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的战略思想和理论体系，那么这个成为了我们构建新理论体系的前提。第三个是我们目前很多的学者已经深入到中国实践、很好地对接中国的战略任务，通过吸收现代经济学的养分，传承传统经济思想的养分，开始形成集成的效益。下一步应该期待我们在这上面有新的突破。
对青年学者我建议，第一个，在这种大变革的时代不能够简单地按照过去的模式做。经济学是一个经世济民的学科，必须要把握住时代前进的脚步，必须要明确整个事件发展的方向，明确整个民族前进的路径，要认清楚我们目前的历史节点。这个就要求我们目前的青年学者，一个是从学术情结要有一个提升，第二个是要在自学方法上，真正地通过行万里路，通过把论文写到祖国大地上，来提升我们的思想境界。第三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在内容和形式上有高度的统一，切忌出现假问题、假对策，自说自话的情况，同时也切忌没有严密的逻辑、实证的方法、和学术的规范，来进行空乏建议。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中国的话语体系、理论体系，把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理论弄好。
张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形势比人强。我觉得我们没有特别关注技术变化对经济的扰动，甚至颠覆性的影响，也没有去观察和思考这样的变化如何影响经济学。对中国的社会科学家而言，现在和未来遇到的最大的挑战就是我们的技术发展越来越快，难道对我们已有的理论没有影响？过去这几十年我们刚刚经历了把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转移出来，但技术的变化很快就让我们不需要他们了，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和不能忽略的重要问题，但是我们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根本不在这上面。
我们现在的青年一代的经济学者，基本素质相当好。但总体上也还没有真正关注中国经济正在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大多数还在跟随主流经济学范畴内的问题，很多是从文献得到的问题。你看现在无论在国内发表的这些期刊论文，还是在国际顶级期刊上中国年轻学者发表的这些论文，总体上我觉得都还是遵循这样一些传统的命题。比如说经济增长、生产率、结构变化，劳动力市场，总的还是这些东西。即便是一些有趣的问题，研究中只不过改用了中国的数据来做验证的，有原创思想的东西不多。这当然是可以理解的现象，状况的改变需要时间。不过，我们需要自觉和清醒，中国经济发展的太快了，我们太多的知识分子没有跟上。有时候我到一些著名的科技公司去调研，很有感触，从研究上说，我们的大学在很多方面很落后了，视野和能力还不及那些公司啊。比如，人家用大数据、AI和超级计算机来解决很复杂很基础的问题，找到了解决很多我们经济学涉足的实证经济学问题的办法，我们的研究做不到。
每次到了这些地方我就觉得我们的大学真的是非常落后，我们的教科书、课程表，这些东西都还停留在半个世纪前，完全跟不上我们经济的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怎么去教学生？所以我有一次讲，我说你看现在课堂上我们还在用曼昆的宏观经济学教科书、萨缪尔森的经济学等等，这些教科书的内容跟我们看到的现实脱节很厉害，里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电子商务、大数据、AI，没有智慧城市、城市大脑对吧？没有Fintech，没有共享经济、没有平台经济、没有零工经济现象。你不觉得脱节得很厉害吗？
我希望我们的年轻经济学人应该跑到前面去，应该多去跟踪我们的技术改变对经济的影响，多去观察这些新的现象。在这个上面能去寻找创新的机会，做好的研究，我不是说主流经济学关心的那些问题不重要，而是说那些问题它的重要性已经大大地下降了，我们有比这更重要的现象和问题，但是现在没有引起我们太多的关注，甚至集体的意识都嫌不足。
陆铭
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中国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大概两三年前，我给《经济研究》写过一篇文章纪念它40周年。当时在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就讲了一句话，叫做脚踏实地、仰望星空。如果你要说送给青年学者一些话，我就送这8个字。
仰望星空，我认为有这么几层意思，第一，我们作为科学家，虽然我很强调应用价值，但是我认为追求科学性，追求普遍性，还是科学研究的最高目标之一，所以它不是唯一目标。
第二，在实践层面，虽然我强调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制度的传统，但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当代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展望未来的人类发展的未来的一个社会科学家，要去研究全世界市场经济普遍性的东西。我们研究中国特色的东西，并不是说中国当下的特色是永恒不变的，而是说要区分哪一些是可变的，哪一些是真正的长期稳定的传统。这里面既不要以纯粹的一般性来抹杀特殊性，也不要以中国在转型时期的特殊性来掩盖一般性的需求，应该说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含义。
那么仰望星空的第三个含义，是要坚持自己的科学态度。我自己在过去10多年里面的研究，所得到的一些政策结论，其实跟特定历史阶段中国在做的一些政策是不太一样的。我是更加具有批评性的，也有很多人曾经劝我说你不要讲了，也有些人嘲讽我，说我就是个做学问的人，不懂实际。但是这么10多年的历史下来，随着我提的东西慢慢被大家所认识到，一些传统的做法所暴露出来的问题越来越大，我想具有科学性的东西，最终会慢慢的显示出它的价值。所以我要建议今天的青年人，如果在你们的研究当中也发现自己研究的东西是正确的，就要坚持，要相信社会科学是有科学性的，要相信经济社会发展有普遍规律的。
那么仰望星空的第4点，是眼睛要向外。我们要看到就是说中国接下来因为经济体量会越来越大，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高，中国学术跟国际的差距也会越来越小。那么中国的国内研究一定是逐渐跟国际接轨的，有一些今天看起来只对中国重要的问题，会越来越显得对国际也有重要性。那么这时候我觉得我们作为学者，要更多的把我们对于中国的研究，不管是批评性的总结性的，还是一般性的，要更多的向国际学术界去推广。当然发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不管是在学术杂志的发表，还是在媒体上的声音，尤其是今天的青年学者，在成长期间接受的训练更加国际化，外语的水平也更好，国际交流机会更多，我觉得应该比我们这拨人要做的更好一点。
接下来讲脚踏实地。第一点，千万不要以为现在我们所学的一些理论，就能够直接用来研究中国经济，不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们现在学的比较成熟的，现代西方经济学引进的那些东西，主要都是用来去刻画一个完善市场经济体制的。它可以作为一个基准，但他不可以直接应用，因为中国的体制和政策的背景完全不一样。
中国的转型特征、发展特征还是非常强，中国的体制政策跟标准的理论也都不太一样。如果不把中国的特殊性搞清楚，我们有时候得到的一些所谓科学的结论，很有可能披上了数学的外衣，披上了回归的外衣，化妆得好像特别科学，特别高大上，但可能得到的结论是错的。甚至有可能同样的解释，同样的现象，在中国背景下得到解释完全是不一样的。
第二，我觉得要多调研。我原来有个说法叫要多走走多看看，叫用脚做学问。但是我最近又在提新的提法，要用脚和用脑结合在一起。用脚好理解，就是说我去做调研，但是我现在发现另外有一种新的倾向是以为自己多调研了，就是懂中国了。这不见得的。如果多调研了，掌握了实际情况，却没有正确的理论的引导，没有我前面讲到的向着普遍性一般性，向着全球的这个世界去看中国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就在了解了中国特殊性的时候，默默地变成强调中国的特殊性了，甚至有可能以为中国的特殊性就是一般性了。
第三个建议，是我觉得要研究对中国重要的问题。因为我前面讲到，虽然每一个人有自己的兴趣和偏好，有的人比如说我就喜欢纯理论，我喜欢纯理论，但是我想作为一个学界角度来讲，99%的学者可能都不是这种类型，可能要做很多应用性的问题。那么做应用性的问题就涉及到价值观，我前面已经讲到，是研究美国黑人问题，还是研究中国的留守儿童问题？我觉得这里可能只是一个倡议，希望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者，能够更多地关注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那些实践性的问题，为祖国的繁荣昌盛，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和中国经济的崛起，还有因为我们前面也谈到中美关系国际问题，为一个未来的全球的全球化，和谐合作的全球经济政治秩序要做贡献。
这里面很多问题，有理论的意义，但是很多问题其实就是个操作层面的问题，我就要加强研究。不要变成一种很遗憾的局面，就是我们发了一堆文章，但是在面临着比如说中国国内该怎么化解我们的那些矛盾，我们应该怎么去参与中美贸易谈判，这些问题的时候，经济学界几乎没有声音。我们发了很多文章，但是我们这些文章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帮我们去回答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整个经济学界应该一方面去反思，一方面去努力改进的。
贺铿
中国统计学会副会长、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院长
我提两点，一个是要学学马克思，第二是要学学统计学。马克思呢，我是发现我们一些经济学家们，对于西方的东西他们很热衷，说实在话，像凯恩斯这个呢我是1981年到美国去学经济计量学的，那是以凯恩斯理论为基础的，凯恩斯这个东西，对于中国很多东西适应不了，而且对于西方国家美国现在也放弃他了，他已经是从里根开始就是供给学为主体了。
我们为什么老是抱着这一点呢，就是说明了我们的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们，学的东西太片面。马克思没有人听，实际上马克思有很多东西是很有道理的，你比如资本论里头关于两大类的相互补偿的关系，很长，论述的非常透彻，我们有几个人把它学通了。
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结构有问题，今天这么调明天那么调，你就不知道里面的规律性，这个部门那个部门，这一部分那一部分，怎么相互补偿的，各自要保持一个什么样的量，没有深入研究，所以马克思有很多的经济理论，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你说哈佛大学的图书馆里面，近代经济学家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十个当中马克思还是排得比较前的，不像我们一样好像把这个看得一钱不值不是这么一回事，马克思是很有学问的，对于经济问题是分析的非常透彻，当然有一些东西不一定，那么这个永恒的都不变，你比如说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够促进发展，就很值得研究，在共产党宣言里面，他和恩格斯里面确实有这么一句话，把我们的理论归结到一句话，那就是消灭私有制这个私有制是不是一定要消灭，这就值得研究，当然之前讨论说，实际上这个翻译呢根据俄文翻译的，俄文的这个词不是消费而是扬弃，我说那就对了。如果是扬弃的话，私有制里面的好的东西，就像这个稻子麦子一样扬的时候就留在这儿，那个轻飘的糟粕的东西随着风走了，那是要不断地扬弃，但是这许多东西都要研究，学问不研究怎么行。投机是搞不好学问的，不要以为经济学是那么容易学的一门东西，我们有的人把经济学搞得太庸俗了，这是第一个这个方面要学习。
第二个统计学，你连统计指标都搞不清楚，这个数字是个什么意义你都搞不清楚，你怎么研究经济问题，你不是凭口乱说吗是不是。我在美国有一个是我的老师，他这段话讲得非常深刻，他说统计学家不一定是经济学家，因为统计可以用来研究自然现象，研究疾病的问题，药物的问题，工程的问题都可以应用，而他不一定是经济学家。但是经济学家一定是统计学家，否则的话你没办法深入地研究经济，所以我建议我们的年轻学者们呢，学点马克思，学点统计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