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70年70人特别谈｜王一鸣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编者按1950年10月1日，《中国金融》创刊，由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编辑室负责编辑出版工作，主要任务是宣传党和国家金融方针政策，交流金融实际工作经验。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创办的第一本金融期刊，标志着新中国金融新闻出版事业迈出了第一步。2003年，《中国金融》由“中国人民银行主办”改为“中国人民银行主管”，但其政策性、专业性、实践性的定位没有改变。而今，《中国金融》已经成为金融宣传舆论战线中的重要一员，成为财经领域最具影响力的专业刊物之一。70年来，《中国金融》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金融事业的辉煌历程，坚持不懈地为金融改革开放鼓与呼。为了纪念《中国金融》创刊70周年，“中国金融杂志”微信公众号将从10月1日起推出“《中国金融》70年•70人”专栏，由70位多年来关注、支持《中国金融》，与《中国金融》同命运共成长的经济金融界领导、专家、学者，畅谈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发展故事以及与《中国金融》杂志的深厚情缘。

专栏推出次序以人物姓氏笔划排序；部分文字选自其在《中国金融》刊发的文章内容，推出前未经本人再次审阅。

| 本期人物 |

王一鸣

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研究员，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兼职教授。1989年毕业于南开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其后长期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工作，曾担任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等职。长期从事发展战略和规划、宏观经济和政策、区域经济和政策等方面的研究工作，独著、合著学术专著10余部，先后在核心期刊和重要报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和理论文章200余篇，主持的研究成果曾5次获国家发改委优秀研究成果奖一等奖。

王一鸣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

推动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出发点在于“畅通国内大循环”，落脚点在于“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目标是打造未来发展新优势，实现更加强劲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把扩大内需作为战略基点，释放国内需求潜力。受疫情影响，今年年初以来居民部门和企业部门的储蓄水平都明显提高，这既有预防性储蓄的原因，也有餐饮、商场、文旅等生活服务业尚未完全恢复带来的被动型储蓄因素。释放国内需求潜力，需要鼓励居民扩大消费，引导企业扩大投资。中等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更高，是购房买车、教育医疗、休闲旅游等中高端商品和服务消费的主力军，是引领消费结构向高端化、多样化、个性化升级的中坚力量，对于扩大内需有强大支撑作用。要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争取用15年时间实现中等收入群体翻番，由现在的4亿人增加到8亿人，使之成为扩大消费的主力军。大都市圈和城市群是扩大内需的主要载体，要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城镇化格局，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使城市群成为国内大循环的核心枢纽和战略支点。与此同时，通过切实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完善产权保护制度，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增强市场主体的投资信心，鼓励扩大民间投资，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促进扩大有效投资。

第二，推动高强度科技创新，加快提升自主创新能力。我国科技人员规模全球第一，近年来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研发经费投入国，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在一些领域实现“并跑”和“领跑”。后疫情时代，科技领域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特别是美国频频打压我国高科技企业，并推动与我国“技术脱钩”，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尤为紧迫。这就要求我们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大力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强高端芯片、飞机发动机、机器人核心部件、工业软件等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努力实现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充分发挥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作用，以龙头企业为主体组建产业技术联盟，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增加战略高技术供给。推进自主创新成果产业化市场化应用，推动新技术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

第三，发挥产业体系完备优势，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我国具有全球最完整、规模最大的工业生产体系，是世界上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当前，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加快调整，区域化、近岸化特征更趋明显，提高产业链稳定性和竞争力更为紧迫。这就要求我们下决心推动短板产品国产替代，拓展国内供应商，培育可替代的供应链。以强大国内市场为支撑，增强对产业链的控制力，提高供应链安全性和可控性。疫情催生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产业新业态异军突起，应顺势而为，发挥我国数字经济的先行优势，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能化升级，加快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改造传统产业，提升制造业创新力和竞争力。这不仅将创造大量投资机会，有效扩大国内需求，还将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变革，拓展生产可能性边界，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第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高国内经济大循环效率。我国生产要素资源丰富，但受到要素市场发育滞后、要素价格形成机制不健全等影响，要素流动不畅，要素配置效率不高。畅通国内经济大循环，必须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壁垒和障碍，降低要素使用和流通成本，提高要素配置效率。这就要求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加快建设高标准市场经济体系，打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疏通供给和需求、金融和实体经济的传导机制，形成生产主体与国内市场良性互动，提高国内经济大循环的效率。

第五，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重塑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是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重要法宝。过去中国经济发展是在开放条件下取得的，未来也必须在更加开放的条件下进行。新形势下，要加快自由贸易试验区、自由贸易港等对外开放高地建设，深化自由贸易试验区改革，在更大范围复制推广改革成果。推动制造业、服务业、农业扩大开放，在更多领域允许外资控股或独资经营，全面取消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限制。外商投资企业是链接双循环的纽带。要通过实施《外商投资法》及配套法规，放宽市场准入，进一步保护外商投资的合法权益，营造一流营商环境，提升外资企业根植性，更好发挥外资企业“外引内联”的独特优势，维护产业链和供应链稳定，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选自《中国金融》2020年第17期《“双循环”新格局下的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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